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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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