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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陶晶孙及其《给日本的遗书》

高建国

一。被冤屈与被遗忘的海外赤子

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好似陈酿美酒，一旦揭坛便溢香满室。

随着宽松和谐的文化气氛展延，又一位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化人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作品与精彩的人生故事，粲然出现于国人面前。他就是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反战间谍”工作，1952年客死于日本的著名作家陶晶孙先生。

陶晶孙与郭沫若先生为连襟。陶晶孙的日籍妻子弥丽（佐藤操），即郭沫若日籍妻子安娜（佐藤富子）的胞妹。

陶晶孙用日语写就的传世之作《给日本的遗书》，曾以优雅幽默的日式散文与深刻丰饶的哲理内涵，风靡日本读书界，影响了战后一代日本读者。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伊藤虎丸先生为此评论：“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日本著名作家泽地久枝女士，则把陶晶孙誉为“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作为一个文化人，陶晶孙多年来对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杰出而多样。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陶晶孙在日本留学期间，以日语描写少年畸恋女教师的性心理新潮小说《木樨》，不仅为中国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也堪称日本新感觉派文艺作品之先声。

上世纪30年代，陶晶孙在上海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被郁达夫、钱杏村、夏衍等誉为“中国左翼文化的坚实堡垒”，为中国新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而陶晶孙与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尾崎秀实合译的《蜂起》，则打破了中国现代戏剧集在日出版日译本的零纪录，并成为蜚声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名著之一。

陶晶孙受夫人弥丽协助，创办于上海的“木人戏社”，曾为中国三四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新型木偶讽刺剧拉开序幕（陶著《勘太和熊治》上演时，由弥丽夫人亲自制作木偶）。

然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陶晶孙却由于复杂的人生经历，在自己的祖国长期蒙受“文化汉奸”的恶谥。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更以权威注释把他称为“汉奸”，打入另册。

掀开尘封的历史帷幕，为陶晶孙讨还清白的人，是他在中国的胞妹——人民教师陶瀛孙。

陶瀛孙深知其兄品德高贵，不相信他会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便以老病之身带着其兄的哲嗣，亲往北京有关部门申诉。陶晶孙的昔日朋友、文化部老领导夏衍，遂在生命最后阶段，吐露中共情报战线长期屏蔽的一段隐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情报战线负责人潘汉年，因陶晶孙具有诸多日本关系，便委派陶晶孙以“落水”假象，打入日伪系统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服务。陶晶孙其实是30年代中国文学界“第二个关露”。夏公当年因工作关系，曾听潘汉年当面说过此事，正是这一重要史实的知情者。

夏公为陶晶孙所作的历史证明，得到了有关方面认可。《鲁迅全集》正式改变了对陶晶孙的不公正提法。陶晶孙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长期献身于秘密战线的动人事迹，遂公开浮出水面。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偏兴，文化界历史人物不再引人瞩目。至今在中国，知晓陶晶孙及其作品的人依然寥寥。如此冷落寂寞的状况，令日本文学界人士也感觉惊异。

陶瀛孙老师是我早年在上海中学的班主任。陶老师于2003年病故前，多次对我详述其兄的传奇经历，并遗赠相关史料，叮嘱我写一写这位被冤屈与被遗忘的海外赤子。

二。郭沫若的连襟，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人

陶晶孙九岁那年（1906年），便随父亲——同盟会无锡会员陶廷枋先生东渡日本，成为年龄最小的中国留学生。他因自幼接受日本教育，不仅语言习惯、生活情趣，就连思维模式也变成日本式的了。许多日本朋友都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系求学时，结识了中国留学生中的“新罗曼主义”才子郭沫若。他和郭沫若都有文学创作爱好。郭善用中文创作，而他长于日文创作。于是，他们俩在文字与风格等方面互相请教，成为切磋琢磨的文学诤友，与情同手足的人生密友。　。　想看书来

奇人与奇书（2）

1921年，由郭沫若倡议，经郁达夫、陶晶孙、成仿吾、张资平、何畏等留日学生响应，在日本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约定以中文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推动“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社会改造大业。具有虎虎生气的创造社名，便由陶晶孙与郭沫若共同拟定。而《创造季刊》为了刊载陶晶孙为郭沫若新诗《湘累》谱写的歌曲五线谱，一举打破中文读物竖排的旧习，开创中国文学刊物铅印横排本之先河，也成为中国文坛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创造社曾经有过一个浪漫、青绿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孙创办的《Green（绿）》杂志社。《Green》在陶晶孙手里，原为打字油印的大学生文学杂志，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尝试进行“美丽得很”的新文学“建塔事业”。《Green》虽然发行量不大，却以汉、日双语刊载各种文学作品。郭沫若、郁达夫、何畏等留日学生，都是它的忠实作者。

《Green》后来“凤凰涅槃”，转生为《创造季刊》，则是郭沫若在陶晶孙大力支持下，对这一共同事业的提升。

陶晶孙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写少年男生与女教师相爱的畸恋小说，便以优美的日文，先刊于《Green》，后又经郭沫若建议，由陶转译为中文，再刊于《创造季刊》。

《木樨》用灵动而细腻的现代派手法，描写了充满绮念的初中男生深陷畸恋之时，暧昧闪烁的精神直觉与难以言传的心底情愫。陶氏这种注重表达精神直觉感受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甚至早于日本新感觉派的形成”（《木樨》比横光利一的《太阳》早刊一年）。小说中新颖奇特的比喻，如说小男生因恐惧而头部失血，觉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飘荡的云等等，至今仍是评论界圈点的佳句。

在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期，郭沫若与陶晶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与佐藤富子（安娜）结合的郭沫若，为了能与陶晶孙经常交流、唱和，特别邀请陶晶孙也迁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阁同住。抱洋阁是一家经营不利、停业已久的豪华酒店，靠出租房屋维持开销。那时，陶晶孙与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阁二楼金碧辉煌的和式宴会厅，一起过着清贫而欢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扫全楼的卫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这“背靠松原面对海”的抱洋阁，生性敏感内向、长期徘徊于实际爱情之外的陶晶孙，巧遇前来探望胞姐安娜的纯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见钟情而坠入情网。陶晶孙遂与佐藤操在凭风临海的蓝色博多湾，宣誓缔结生死情盟。陶晶孙仿效郭沫若，也给自己的东洋恋人取了个西洋化的爱称“弥丽”（Milly）。

陶晶孙与弥丽于1924年喜结良缘。每当郭沫若与郭安娜、陶晶孙与陶弥丽——两对风度翩翩的异国爱侣携手行走在博多湾风景绮丽的大街上，去参加当地“新感觉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聚会时，总有过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来艳羡与赞美的目光。

弥丽十分敬爱人品真挚、多才多艺的晶孙，不仅在家中精心营造中日友人都很喜爱的温馨气氛，并多方襄助郭沫若与陶晶孙壮大创造社。陶晶孙与郭沫若曾通过佐藤姐妹的社会关系，多次深入仙台等地民间，考察日本的风土民情与中日关系沿革，由此体验一般中国留学生难以领悟的日本情趣，并获得连一般日本学生也鲜能亲睹的创作素材。

如今，耸立于昭和万叶森林中心橡苑，永供后人瞻仰的“佐藤姐妹亭”，便记录了这对日本姐妹与这两位中国作家当年在日本相濡以沫的动人事迹。

三。中国“左联”机关刊物主编

1929年春，陶晶孙应中国新文学界众人邀请，与爱妻弥丽携子返回中国，定居于上海虹口区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不少左翼文化人都聚居于这条文化氛围浓厚的林荫道上。

郁达夫一见好友陶晶孙归国，便兴致勃勃地陪他去施高塔路鲁迅寓所，拜望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此后，陶晶孙便经常与鲁迅在鲁寓或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晤面。《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鲁迅与陶晶孙之间的多次交往——有时约谈于云彩密布的昙日，有时聚会在淅淅沥沥的午后雨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奇人与奇书（3）

郁达夫在日本时期，便非常赏识陶晶孙的编辑与写作才具，这时便把自己主办、却无大起色的《大众文艺》移交给陶晶孙负责。陶晶孙出任新主编后，果然不负众望，迅速把《大众文艺》改造成中国“左联”机关刊物，特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柔石、夏衍、潘汉年等左翼作家，有针对性地轮流撰稿。《大众文艺》还开辟了醒目的“各国新兴文学”专栏，大量译介高尔基、巴比塞等俄、日、欧、美新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首次搭起全球大众文艺与新兴文艺的讨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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