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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

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

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

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

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

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

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

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

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

发生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

府的总统，从　１　月直到　４　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

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

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

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

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

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

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１９１２　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

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

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

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

在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

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

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

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

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

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

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１９１２　年　８　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

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

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

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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