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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

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１９１１　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

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

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

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

①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　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

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391—396　页。

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

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

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

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

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

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

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

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

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

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

涯中，找到了慰藉。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

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

政权分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

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

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

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对文人的社会作

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

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

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

冲击”。①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　１９１１　和　１９１９　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

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

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种堕落、残破、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

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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