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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了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

照过去方针办（25）

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对经济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来邓小平打算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对待眼前这场争论。他解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了一些外圆内方的话。比如说“赞成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实验”，等等。他明里不说他的倾向，但这些话让人一望而知他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可是却又打他不中。（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23页。）

刘少奇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在这两年里担负着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角色。在他执政期间，他先是纵容包产到户的实际进展，接着又怂恿田家英向毛泽东去进言，他甚至还曾明确表示“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些来自最高领导核心的方针导向，无疑正在构成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胁。但是，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只保留到这一年的7月18日。依据官方文书记载，这一天他对一批即将到乡下的干部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包产到户”，还说这证明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又过了三个星期，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对农村的困难“估计过分了”。这些情节后来无论在反对他还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视，其实刘少奇的进退转圜在权力中枢至为典型。以当日国家的危机情形而论，党的高级官员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务实立场来处理国家大政，否则就不仅是农民进一步的大批死亡，还会危及整个党的生存。当然这只能维持在一定限度。事态的进展逾越限度，就得以变通来代替原则。这中间的原则与变通，智慧和愚蠢，都有着恰如其分的理由。

应当说，直到此前的两年，毛泽东一直都很温和。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范围里实验”。可是，人民公社毕竟是他的心血结晶，上下左右联合起来加以攻击，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个8月，政治局会议上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质问他的同事，不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语气中充满应战和挑战的尖刻与激昂，真是怒火中烧。他指出单干之风越到上层就刮得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仅仅是乡下的混乱，还不至于让他这样恼火。问题是“这股风从何而来？”他自问自答：来自党内。他认为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还有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还有人出身封建官僚。“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热闹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他的同事听到这些，就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泽东还没有完。他厉声道：“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一番话更说得众人闷声不语。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只不过怒火更甚：“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当日在场的薄一波回忆说，从这以后，政治局里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所有人都变成“单干风”的坚决反对者。那个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丰收季节，很多东西是共产党历史上之首创。比如资本主义倾向说，资产阶级复辟说，反对翻案说，前途光明说，阶级斗争再搞一万年，以及党内会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纷纷检讨，接着一起举手同意他的方针。

60年代初期风行乡村一亿农民中间的包产到户，终于再度沦为非法。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浙江三杰”自然首当其冲。冯志来由武装警察押解回乡，在监督之下劳动改造，终日沉默寡言，却身怀一百粒安眠药片，昼夜不离，随时准备赴死。直到十八年后，也即1979年，冯看罢话剧《于无声处》，大哭一场，满腔悲愤，喷薄而出。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被开除的时候。杨木水于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与死囚同监。杨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十八公斤铁镣等待处决。恰在这时，林彪垮台，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陈新宇是被毛泽东亲自指名的“单干理论家”，故处境更加悲惨：七次抄家，一百二十次批斗，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自认“迷天大雾终须拨尽，春照丽日还教重来”。他不停地写信上告鸣冤，连续二十年，总计二百余封。待到真的“迷雾拨尽”、“春照丽日”之时，他已是一个干姜一般的小老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余满脸皱纹，宛若斧劈刀凿。

毫无疑问，刻在这些“单干理论家”脸上的斑斑痕迹，也会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中间有着一个“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惨痛结局，以及“包产到户”这一抗上行为的险恶遭遇和巨大牺牲。无情的现实，究竟还能让这一悲壮的历史持续多久呢？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1）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一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汇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辩，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她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2）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下真理……这～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八十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堡，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9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艺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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