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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战时物质匮乏，重要物质实行配给制，须自己领取），有持洗脸盆的，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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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风采（2）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人本非纯粹肉食动物，我们家贫市远，桌上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爱吃的一道菜是肉丝炒干丝。孩子们在菜里挑肉丝拣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要想穿破一套西服，不是容易事。西服破，先从裤子的后部破起。我常看到有人穿着一身西装，从后面望去，裤子后面有一块大圆补丁，用机器密密缝缀，一圈圈一圈圈的像是箭靶。

抗战期间，川中无高级纸烟供应，英美洋烟难得一见，有办法的人方能以三五、炮台、加立克或毛利斯享客，而且顾盼自豪。自制纸烟，双喜牌已是上品，中下人士常吸一种以爱神邱比得为招牌的纸烟，烟粗纸劣，吸食时常噗噗的爆出火花，有人戏称之为“狗屁牌”，盖邱比得一音之转。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梁实秋却能安然于战时的清苦，能从这种清苦的生活中升腾出诗意，能超然于雅舍的月夜风光、雨天美景。因而我们在梁实秋于抗战时期创作的《雅舍小品》中看不到他对时事艰难的喟叹，感受不到战火纷飞的时代气息，听不到万千民众生离死难的呻吟。他只是从一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说古道今，谈人论物。作品题材大都取自平凡的日常人生，男人、女人、稚童、客人与狗，无所不谈；住房、理发、送行、下棋，无所不写。从这些雅舍小品的创作中，我们能够大致领略到梁实秋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雅通脱的襟怀和超脱式的恬淡宁静。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在《雅舍小品》中，梁实秋尽量用主观感情的温暖化解和消溶物质生活的清寒乃至困难，但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还是沉甸甸地隐现于字里行间。梁实秋在写到蚊虫猖獗时说：“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正因为梁实秋在抗战时期具有人生似寄的飘泊感，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面对屋顶灰泥崩裂，泥水下注，满室狼藉的情景时，何以直言“惶悚不安”；也就顿悟了他即使欣赏幽美的月色，何以仍然感到“潜在的凄凉逼近自己的灵魂”。从这些含蓄的表现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梁实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所具有的遭逢乱世而颠沛流离的凄然不安的心绪。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梁实秋有何表现，有何心理？对此，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梁实秋语焉不详，他只是淡淡地记下了一笔：“我们听到了遥远的爆竹声、鼎沸的欢呼声。”此句表面平淡，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内容啊！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一段话：“胡琴拉过来，拉过去，咿咿呀呀，说不完苍凉的故事。不说也罢！”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1903—1987），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二十多年共出四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四十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三十七册，诗三册。晚年用七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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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的年代

提起老舍，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想起太平湖，想起那个漆黑的夜晚，想起老舍默默独坐在太平湖边如石雕般的身影，想起那个黑夜所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想起老舍留给这个世界最后温情的声音：“跟爷爷说再见。”……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老舍是温情的，他带笑的眼睛里总是噙着泪花。老舍让我们所记起的，并不应当只有他的死之悲壮惨烈，还应该有他的亮堂，他的幽默，还有他的慈悲。作为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走上文坛的新文学作家，老舍的根在北平，他是属于北平的。老舍出身贫寒，自幼生长在老北平的贫苦市民之中，在他们当中长大，在他们当中接受了最初的基本的人生教育并终身为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执笔。老舍的文学世界是一幅老北平的风俗画，充满了浓厚的市民气息。老舍深爱着北平，毕生都在用笔描绘着他的北平，在他的笔下，有辛辣的讽刺、温情的幽默、悲情的控诉，还有他的善良和悲悯。作为一个在底层民间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老舍的骨子里头渗透着中国儿女的品性，在国土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刻，他悲伤、愤怒，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出乎本能的民族自尊和传统中国人骨子里的硬气。

北京老舍故居卢沟桥烽烟起，老舍凄然毁家纾难，踏上流亡的路途。“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作为一个作家，他“只有一支笔”，这是他全部谋生的“本钱”，也是他“抗敌的武器”。对于八年抗战期间自己这段“生命旅程中的印迹”，老舍感慨地说：“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是啊，八方风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老舍何以安顿自己那颗忧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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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等待敌人来了，把我那点珍宝夺去”（1）

抗战爆发前，老舍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平静而优裕的：山东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收入优厚，名利兼收；夫妻和睦，一双小儿女活泼可爱，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对于老舍抗战前在山东的生活，我们可以从老舍在一张照片上的题诗予以想像，其诗云：“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派其乐融融的家居生活图景。于老舍而言，这种平静而优裕的生活是幸福的。老舍并不是一个梦想立于时代潮头的风云人物，能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他能安静地拿起自己的笔从事自己的写作，就很值得满足。

青岛老舍故居

卢沟桥的烽烟打破了老舍这种平静的生活。其时，老舍在青岛。得知事变消息，老舍变得沉默寡言。不久传来北平沦陷的消息，老舍心绪变得更加恶劣，他无时不在担忧身处北平的亲友的命运，他回忆此时自己的心情时说：“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由于青岛属战略要地，极易发生战事，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老舍本来一度也准备离开青岛，与在青岛的友人一道赴上海，后因妻子临产及上海局势不明，以致未能成行。国破家愁，所有的一切都让老舍更加焦虑。在老舍写给友人的信中，此种情绪溢于言表：“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由此信，我们完全能够想像出当时老舍临海凭风悲不能已之境况。

1937年8月中旬，老舍独自一人离开青岛，前往济南应齐鲁大学教授之聘。战乱临别，妻儿泪眼相送，老舍心头自是有说不出的凄凉和悲伤。8月13日沪战爆发，8月14日，日军攻占青岛。得此消息，居济南的老舍急电时在青岛至友，送妻小到济南。时值老舍妻子胡絜青产后不久，身体本就虚弱，加之旅途劳苦，更兼暴雨侵袭，下车后就住进医院。女儿小济也因连日大雨，受凉生病，被送进医院小儿科。强寇在侧，国势危殆，妻病儿幼，狼狈不堪。这一段经历，老舍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作过详细叙述：“一家数地，杯碗兼无；大雨时行，不得出屋，真急杀人也！北平复无信，老亲至友，生死不明，寝寐不安！”“……日来，冒雨奔走，视妻小，购物件，觅房所，碌碌终日，疲惫不堪，无从为文。”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济南也并非一方静土。1937年9月底，日军侵入山东境内，济南上空也布满了战争的阴云。到11月中旬，齐大师生纷纷离校，有的回乡，有的流亡。齐大校园陷入一片死沉的寂静，老舍后来回忆说：“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日军步步逼近济南，济南城内省政府机关都已疏散。老舍不能不考虑离开济南的问题了。然而此时的老舍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责任、义务、亲情、爱心、国家、气节等多种情绪织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死死把老舍缠住。就老舍个人而言，他绝不愿留在济南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甚至汉奸。对老舍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但是，真要走出家门，老舍却又不能不感到犹豫。且不说妻弱子幼（长女4岁，儿子2岁，幼女还不满3个月），单是现实的困难就不允许老舍举家逃难，老舍曾回忆当时的境况说：“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家，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老舍的心头，战乱多事之秋，老舍（右二）与友人老舍实在是不忍心抛开弱妻稚子独自出走，放弃自己为父为夫的责任，把他们交给命运。老舍有好几次已经把皮箱收拾好，但看看痴儿弱女，他又实在难以割舍，又好几次默默地打开收拾好的皮箱。老舍到武汉后写的《流亡》一诗，真切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心情：“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衣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不能等待敌人来了，把我那点珍宝夺去”（2）

无论老舍是如何的彷徨、煎熬，但走的这天最终还是来了。“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爆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老舍觉得自己再不能迟疑，如再不走就极可能沦为敌人的俘虏，自己所珍视的“那点气节”就会被“掠夺了去”。老舍抚摸了两个孩子的头，提起小皮箱，拿了五十元钱，快步走出家门，临别对家人说：“我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从此老舍踏上了八年流亡的旅途。老舍后来回忆说：“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躇，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直至走出了家门，老舍心头还是如一团乱麻，亲情与国难如同两只巨大的手从不同的方向攫住了老舍的心，他回忆说：“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对老舍来说，从家门迈出这一步，是多么的艰难！他不能不考虑，从今以后，妻子一人带着三个小儿女将何以为生？而且，济南即将沦陷，又有谁来庇护他们？而老舍自己从此只身踏上流亡之路，前途如何，也是未知数。此时生离，亦类死别，父子夫妻，岂忍割舍？老舍在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回忆起离家前后的情景，心中还充满凄楚：“家在北，而身向南，前途茫茫，确切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啊，不久便轮到了我，我也必得走出来呀。妻小没法出来，我得向她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她们交给命运。”“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11月18日，辗转经泰安、徐州、郑州，老舍抵达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至汉口后，老舍毁家纾难、一只提箱到武汉的消息一时传为美谈。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冯玉祥闻知此事，专为老舍题写了一首“丘八诗”：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1）

11月的武汉已是颇有几分凉意，在友人的帮助下，老舍顺利安顿了下来。初至武汉，老舍对此地却没有什么好印象，武汉的天气“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老舍尤不适应的是武汉浓重的商业氛围，到处嘈杂混乱，民族危亡在即，武汉却“赌无禁，烟公卖，妓有南北中西，舞有美女香槟”，一派太平景象。老舍慨叹道：“武汉确实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乐在其中矣！”

1937年下半年，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北平、上海、南京、济南等大中城市陆续沦陷。跟老舍到武汉的时间差不多，一大批原在华北、华东的作家，相继流亡到了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了中国文化名人的密集地区。在相互交往与切磋中，居武汉的文艺家们觉得在抗战时期有必要组织文艺和文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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