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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扶疾入国，归正首丘”（1）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聘书。陈寅恪手札因考虑到夫人唐筼患心脏病终不能至昆明相聚，陈寅恪决定举家赴英国。1939年夏，陈寅恪至香港且已准备好全家赴英国的护照，但由于欧战爆发最终未能成行。1940年暑假，陈寅恪又至香港等待时机赴英。其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年代，联大教师生活待遇随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因物价暴涨，战前每月支薪三百五十元之教授，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仅值十三元六角。许多教师之生活初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陈寅恪当然也同样如此。陈寅恪此年有诗句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陈寅恪到香港后就接到当时驻英大使郭复初的电报，告知因为时局关系，赴英国讲学事须要再缓一年。而恰在此刻，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国际交通线，已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其时陈寅恪进退维谷，经济窘迫，难以自给，加之夫人唐筼还病体难支，真是贫病相逼。后经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联系，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居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数万人进攻香港，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香港之战初起，重庆国民政府曾派飞机到港抢救要人，但要人如许崇智、陈济棠等都未接出，只是运走了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二小姐孔令俊和他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箱笼累累，还有好些条狗”。为此事重庆还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议运动。在此情况之，陈寅恪一家自然也挤不上逃难的飞机，以致困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即离开港大，在家闲居。他曾自述这段时间自己的情形：“……12月8号太平洋战争又起，时交通阻塞，无法离去。香港为日本所占领，只好空坐家中半年。”

香港沦陷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加之陈寅恪此时离开港大，已无任何收入来源，全家生活立时陷入困顿之中。三女美延曾回忆此时的艰苦生活：“孤岛上生活艰苦，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家家没有存米，口粮更是紧张。母亲又生病，仍须费尽心机找全家吃的口粮，也只得控制我们进食，红薯根和皮都吃得挺好，蒸出水泡后半干稀的米饭，当时称‘神仙饭’，就很不错了。”1942年3月，工作人员在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电文中也描述了陈寅恪困居香港的生活情况：“陈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1942年元旦，陈寅恪感慨万千，曾作《元旦感赋》一首，其末联云：“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中大致可以想见陈寅恪困居香港的心情。

尽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陈寅恪仍能守志不移，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可能是因为日本国内学者曾向日本军部提出过特别关照陈寅恪的要求，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此事陈寅恪兄陈隆恪曾有记载：“日寇馈米二袋，拒不受。”春节过后，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四十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拒。对于陈寅恪此时期的表现，他的学生周一良评论说：“盖太平洋战争，日本侵赂军侵占香港，对寅恪先生威胁利诱，先生均严厉拒绝之，即先生兄隆恪先生所谓‘正气吞狂贼’者也。”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朱家骅的信中也对这段经历有过叙述：“……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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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疾入国，归正首丘”（2）

1942年5月5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混入逃难百姓之中，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香港码头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的海船，逃离香港。离开香港时，陈寅恪一家“当时尚欠债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美延回忆逃离香港时的情形时说：“到了我们全家乘船逃离香港的时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定的任务。我年纪最小，只分配最轻的任务，负责携带一捆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再三叮嘱我必须不发出声响紧紧跟上大人的步伐，不要走丢。我那时年纪虽小，但也懂得心情紧张了。直到全家一个不漏地全都上了船，看着船已驶出港口，大家松了一口气，我才感到困倦，立刻睡着了。醒来已快到广州湾（湛江）了。”对于逃离香港，陈寅恪曾简单叙述说：“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此间话虽平淡，然却有真意在。

1942年7月，一路颠沛，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此时陈寅恪已收到武汉大学邀聘，希望他能前往四川乐山任教。而此时陈寅恪一家精力财力俱已殚竭，夫人唐筼又久患心脏病，实难再受舟车劳顿，又因广西大学极力挽留，陈寅恪便以清华教授名义任教于广西大学。此时国内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艰辛。三女美延曾回忆说：“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抗战时期钢铁奇缺，人住的房子可能还有几个铁马钉用于梁和柱间的加固，茅草顶的厨房可就一颗铁钉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风雨袭来，我们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大风把厨房的墙吹倒，大家庆幸当时没人呆在厨房里。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馀时间就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张小木凳了。小凳放在箱子前，坐在上面连放腿的地方都没有，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个半天不抬头，住房的屋顶既漏雨又不隔热，夏天日间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觉。晚上在仅有一根灯草的小油灯下继续挥笔疾书。”

1943年夏，战火逼近湖南，迫于形势，陈寅恪一家只得再次登上逃难路程，前往成都。旅途劳顿，及至重庆，陈寅恪夫妇双双病倒。此时，陈寅恪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和蓝文徽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听说老师到了重庆，蒋和蓝一同前往看望，携带着在街上仅购得的三罐奶粉。当时陈寅恪夫妇虽已稍愈，但仍然只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见了学生所购礼物，陈寅恪凄然地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抗战时期学者生活之苦，由此可见一斑。1943年底，陈寅恪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对于这段时期的生活，流求在笔记中叙述说：“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当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父亲用他唯一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1945年春正月间，由于授课、写作劳累，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足，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更加严重，1948年春，陈寅恪在家中待客致使失明。正如陈寅恪自述：“转徙西南，致伤两目。”陈寅恪次女小彭叙述说：“……不料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手术前后，燕京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陈寅恪只有叹息：“天其废我是耶非？”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曾远赴英国治疗眼疾，希望至少能恢复部分视力，但也未能如愿。当然，此为后话。

1945年8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成都街头但见人声鼎沸，泪水纵横。最后胜利，来的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喜不自胜。陈寅恪闻知胜利消息，悲喜交集，当即赋诗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念往而忧来，由喜而又转悲，诗句中的情感极其复杂，同时也可见出陈寅恪作为史家的睿智。

刘文典印象

……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教授印象记》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我们单只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想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们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有学生曾回忆他的穿着说：“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而更为有趣的是，由于刘文典字“叔雅”，他因此曾经自称“狸豆鸟”，之所以如此称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刘”通“狸”；而“叔”则通“菽”，豆子的意思；“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也就是说，他的这一自称其实是在卖弄自己的古汉语知识，但是将自己的名字弄成这样怪异而难听，却也足以让人惊诧。也正因为刘文典言行举止怪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称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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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1）

尽管刘文典放浪形迹，狂放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俨然如硕儒，但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丧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物，却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被迫与周作人等人滞留北平。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事毕，家人问他不说日语的原因，刘文典正色愤然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他以“发夷声为耻”。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为何刘文典会对周作人的表现作此评价？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观是一脉相承的。既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刘文典在北平沦陷时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更不难理解他对周作人的评论。

面对异族入侵，刘文典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他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文典都决然拒绝，将巨款退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刘文典对蒋介石有好感，他解释原因说：“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后来在‘长城战事’闹的极凶的时候，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的翻译有关资料”。“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刘文典）精神委靡得连讲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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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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