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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受到了一个刺激和一个启发。唐保林具体解释说：“一个刺激，就是巴黎和会的结果。把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山东的权利判给了日本，他对于西方民主平等产生了动摇。一个启发，是陈独秀从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始，全国思想活跃，产生了三四百个像《新青年》、《每周评论》这样的杂志，带进了各种新思潮，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试金石是你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由此受到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叱咤风云（2）

经过三年的曲折探索，陈独秀与李大钊开始考虑联手筹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又过了28年，这个伟大的政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李大钊传播新知（1）

李大钊早年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积极参与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组织了神州学会。同时，他还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并且和章士钊、陈独秀结为朋友。

李大钊

也正是在留日期间，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开始思索民族思想的启蒙问题。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这时的蔡元培正在忙着筹建北大新校舍。原先的老校舍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一所高等学府的需要了，尤其是图书馆的工作，更需要加强。经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新的图书馆主任由29岁的李大钊接任。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立即对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以丰富馆藏内容；同时还加强对阅览室的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直接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重要的轮流编委之一。

“十月革命”中的俄国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重大事件使李大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他似乎预感到，一种代表了新的世界文明的伟大潮流已经来临了。

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如同地底奔突的岩浆，寻找着喷发的机会。

北京学生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

时光在流逝。19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只宣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大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幅照片在李大钊看来，庶民的胜利即广大民众的胜利。北京行政学院侯且岸教授这样分析：“李大钊当时讲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一种新的文明。布尔塞维主义所带动的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相继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了1924年，他又与孙中山一起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开展工作。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宣称凡“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北京陷入恐怖之中。1927年4月6日，在敌视苏联的英、美、日等国家的默许下，数百名军警特务不顾国际惯例，强行闯进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逮捕。

4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的“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宣布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死刑。下午2时，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刽子手使用了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李大钊第一个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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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传播新知（2）

在李大钊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袍，脸部有些浮肿，但神态却依然安详。那一年，他刚刚38岁。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和想复辟的溥仪

清末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亲信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然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在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幼年溥仪

小皇帝溥仪

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北京，工于心计的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战胜了亲美派总统黎元洪，又赶走了拥立溥仪复辟的军阀张勋。在自任总理之后，段祺瑞正式宣布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

实际上，段祺瑞之所以积极参战，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大肆借款，建立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时常骑着自行车，在锯掉门槛的巨大庭院里转来转去。他就是躲在紫禁城里的清逊帝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溥仪第二次当皇帝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当年，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是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到店铺里订做的。而一度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内，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在小皇帝的心里无疑盼望着复辟的成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张勋的“辫子兵”与段祺瑞的军队打仗时，有太监告诉溥仪说，宫里供着的关帝显灵了，昨天晚上帮助张勋的军队打仗，关帝的坐骑赤兔马都跑出汗来了。溥仪急忙去看，说是不是真的。

可是，12岁的溥仪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渴望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也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高墙外面的变化却正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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