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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　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　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　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　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　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　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　“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　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　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　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　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　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　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渐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　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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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却遇见过了　：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　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　‘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　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　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　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　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　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人　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　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　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　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　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　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　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　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　“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　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67

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论定。比起“只往来于　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宋教仁、汪精　卫、胡汉民、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　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　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　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　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　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　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　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　话写人《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　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　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　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　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　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　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　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　‘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　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　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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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　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　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　‘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一他　那时是委员一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　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　’便做定了。拍手之　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　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　‘阵亡’不可么？　’’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　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　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　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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