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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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