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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部分（第1页）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过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识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三四一礼部五二页举整肃场规一乾隆四十五年论。）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年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芦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论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一一三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谕曰：刑部审讯乡场传递文字之眷录陈七等一案，将陈七拟绞监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鹤发往乌鲁木齐，不能禁约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此案科场传递积弊闻之已久，但总未经发觉，姑未深究。今陈七等即经拿获，若不力为整顿，使之警戒，则舞弊营私，将何底止。此案陈七一犯，包揽得赃，藐法无忌，实为罪魁，问拟绞候，自属法无可贷。恒泰春泰着削去旗籍，与范菼陶云鹤一并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着革职，以为科场舞弊玩法者戒。

同书高宗实录一一一四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谕：乡试为抡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窦。本年顺天乡试，经搜检王大臣奏，拿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从重办理，用昭炯戒。顺天科场，特派王大臣等，于砖门龙门逐次严查，尚有此等弊窦。何况外省稽察搜查，断不能如京师之严密。该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奸，是其专责。乃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惟今年富纲（寅恪案，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抚表载乾隆四十五年富纲任福建巡抚。）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曾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奸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进查获，严加究治，从重严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案，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虽难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之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三书榜自注，同书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八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恪案，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见诸种材料，往往不同。其名当以作“璨”为是，盖清高宗实录一三二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及同书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史稿十高宗本纪一同年月日条，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条，清国史馆范璨传，陆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作“灿”，与本书高宗纪自相违反，殆吴廷燮撰表时未详察耳。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引范氏之名共有三处，仅文集八作“璨”，余二处均作“灿”。至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灿”，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论。）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点亦多。兹略引史料稍辨释如下：

陆燿切问斋集十资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参王昶湖海文传五十陆耀文选及碑传集三二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乾隆辛巳之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赐游香山，制九老诗以宠之，时则资政大夫工部侍郎松严范公与焉。盖公自丙寅蒙恩臻致仕，至是以庆典来朝，获侧耆英之会，朝论荣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闻，谕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木渎之轩。公讳璨，字电文，一字约轩，其曰松严者，以上赐“松严乐志”额，因以为号也。系出宋文正公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公登康熙癸巳乡荐，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后）巡抚湖北安徽。入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旋以两亲尚在浅土，特疏请，遂得蒙恩卜葬，并许归田。居平益以盛满为戒，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公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自卜居于吴兴之南浔。其卒年距生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孙夫人。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皆先公卒。孙三人，墀、城、垲，皆国子监生。女二人，孙女二人，皆适士族。曾孙男女十四人。予于公为乡荐后学，墀又姻也。（寅恪案，尔雅释亲云“婿之父为姻”。然则耀之女适墀之子也。）以公隧道之文来请，因叙其世次历官行谊，而系以铭。

李桓耆献类徵初编七六卿二类三六载清国史馆范璨传略云：

范璨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年迁湖北巡抚。八年三月调安徽巡抚。九年六月召还京，九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五月迁工部左侍郎。十一年请假回籍，寻以年老休致。三十二年卒。（寅恪案，璨实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李桓耆献类徵此卷出自清国史馆列传原来，盖官书所记，乃从赐祭葬之年耳。）寻赐祭葬。

范来庚南浔镇志二建置志居第门载：

九老第。（原注：在东栅大街。范司空璨致仕所居。钦赐“香山九老”，故名。）乐志第。（原注：在东栅皇御河。少司空松严公子贡生范菼所居。御书“松严乐志”匾，故名。寅恪案，此语大可注意，似范璨卒后其子菼犹居此第也。可参下文论范菼先其父卒节。）

光绪七年修乌程县志二三寓贤略云：

范璨字电文，号约轩，晚号松严。榜姓姚。（寅恪案，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载：“二甲三十五名姚璨，浙江秀水县。”）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秀水籍。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第于皇御河西，恭奉御书“松严乐志”匾额。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七，赐祭葬。著有乐志堂集、露清篇。（苏州府志、南浔志、切问斋集范公神道碑。）

寅恪案，陈兆仑与范璨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范氏为秀水人，与端生外祖汪上堉同县，其家又寓乌程之南浔，与端生妹长生夫家叶氏同居湖洲。据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更忻夫婿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说者或谓陆耀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见碑传集七三冯浩撰陆君墓志铭。）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堤防务。（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陆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在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耀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现有墓志铭。岂范松严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之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乾隆）三十五年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耀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或尚可与端生想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年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岁，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敦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县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年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迳以排行之称谓著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犁，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徵初篇三二二将帅类六二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镶蓝旗人，吐鲁番驻防。由委前锋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叶尔羌戌守一次。（道光）十五年二次俸满，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由兵部带领引见，得旨：“勒善著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骁骑校。

寅恪案，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以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之勒善，尚难断定。因传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则此时其年龄必已老迈，可以决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间距离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之时，其人之年龄至多亦当为二十岁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过数岁。纵此二子俱为“小时了了”之神童，然顺天乡试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龄绝不能入闱应试。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为详泰。以“泰”字为名，明是与恒泰春泰为兄弟排行。否则天下恐无如此巧合之事也。颇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侄，而非其子。谕旨中所谓不能“禁约子弟”者，乃泛指家长而言，非谓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鹤今无可考。惟有陶淑者，据清朝进士题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县籍，虽名列等次颇高，然未入翰林馆选，（参光绪修江西通志三二及三四选举表及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七之四选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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