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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怀念父亲

文陶棣土

常言说，人的价值盖棺定论，可是也不乏历经若干年之后又由历史做出新裁决的情形。今年是父亲陶晶孙去世第四十三个年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下获得解放的第五十个年头。恰逢此时，在日本，父亲的文集《给日本的遗书》即将第三次再版发行；在北京，今年五月《陶晶孙选集》得以出版，真可谓双喜临门。

父亲幼年漂洋过海移居日本。在开始懂事的少年期赶上了辛亥革命；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投身于创造社等文学革命运动；在壮年期则遇上日本侵华战争，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到了人生成熟期，正欲再次投入真正的文学创作时，却病倒于日本。

学医学的父亲回国后，发挥他的社会医学专长，开始了改善家乡无锡农村的卫生状况的活动。这是他毕生从事的预防医学、寄生虫研究等众多事业的开端，其精神为他在东南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活动所承继，之后又贯穿于他在台湾的整个生活，并留下了宝贵的业绩和资料。

青年期的父亲在初期的创造社写下了一些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左翼文学的倾向增强，在左联时期，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作家而为人所知。然而，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在挚友们纷纷去了重庆、延安之后，他却由于接到特殊任务而继续留在了上海。当众多爱国人士为了抗日陆续转到内地之时，自言时刻与疾病为伴的体弱多病的父亲，原本为热血之士的父亲，却要在日本当局所管辖的研究所继续从事医学研究。虽说是自己的本职，想来也绝不会很愉快吧。这期间，创作无法进行，韬光养晦，只留下了一些充满挖苦和讽刺的随笔，其活动转入了地下。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还坚持进行了许多农村社会医学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可想而知，每一次见闻到处频发的日军的残暴行径时，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父亲该有多么痛苦。一想到他的那种心情，我就感到心如刀绞，这一时期，对父亲来说，正是最痛苦、最苦恼，充满了痛楚的时期。

关于父亲晶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介绍，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晚年的几部作品的评论居多。他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引人注目的创作。

听说，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南医学院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转移到了重庆。父亲与那里的东南医学院的人经常有秘密来往，有人在转移去延安之前也来秘密道别。在日本投降的时候，父亲成为了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委员，对接收的一部分医疗器械，他没有交给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而是秘密地送给了新四军。

之后父亲就移居到了台北。就是说日本战败后，在与从重庆返回到上海东南医学院的郭院长一起接收了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后，他便到台湾大学去赴任了。然而，不幸在继续。由于国民党大肆屠杀台湾同胞的二·二八事件所引发的恐怖政治，使得年轻有为的青年被大批杀害。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父亲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还默默地掩护着那些青年，帮他们逃往国外。在台湾，父亲除了写医学论文以外，彻底罢笔，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贯彻做人的义务。事后的评论家不在少数，而父亲日后却对此只字不提。

大概就像父亲爱读的《西哈诺·德·贝瑞拉克》又被译为《大鼻子情圣》。——译注

中的台词所说的，“当我留在下面伫立在黑暗之中时，别的奴隶爬到上面，赢得了光荣的接吻”，“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而且肯定还会再加上一句：“这样做值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国内，解放后刚稳定下来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股狂潮中，重要的历史资料遗失、散落，遭到破坏，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父亲唯一的联系人潘汉年同志，也因冤罪被捕，在狱中愤然死去，三十年之后才终得平反。还有父亲的好战友、著名作家夏衍同志，也被监禁在牢狱之中长达八年之久，后来得到平反。记得我们弟兄去北京拜访他时，他抚弄着由于拷问而瘫痪的双腿，静静地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前不久，夏衍同志走完了他功劳卓著的一生。在北京出版的《陶晶孙选集》，装点其开头的就是夏衍同志的序文。衷心为夏衍同志祈祷冥福。

回想起来，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却一贯朝着明确的目标，怀着高度的热情；除了医学之外，他对文学、音乐等也都是全心投入。但是由于体弱多病、文弱的性格因素以及受到社会变动等种种特殊条件的制约，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无法尽情挥洒，最后没能战胜病魔，连天年都未能享尽。但是，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日中两国的夹缝中，父亲仍能够将苦恼深埋于胸中，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生存着，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度过了无悔、短暂而高浓度的一生。

在堪称第二故乡的日本，父亲一面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一面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文学创作，然而仅仅两年后就病倒了，实在是令人痛心。在我们做儿子的看来，在我们即将尽孝的时候，父亲却被老天爷召走了。父亲选择日本作为最后的活动地点时，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而且那时我们还年轻，考虑问题很简单，时常对父亲那持重的态度感到不耐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以他那“时刻与疾病作伴”的病弱之身，竟然精力充沛地一面钻研作为本职的医学，同时在文学、文艺方面也留下了诸多业绩，不禁令我肃然起敬，沉浸在对亡父晶孙的无限缅怀之中。

日本见闻录（1）

时隔二十年，我这次又来到了曾经在此间愉快地度过少年时代的日本。

着陆的机场名叫羽田，对于从云端振翅俯冲的情景而言，倒是个满相配的名字。入夜，在整个儿化作一片美丽灯海的东京上空盘旋几圈，那景致确实美丽。我从台湾来。在那里，我吸一种极其廉价的叫做“乐园”的香烟。可是，过后听说，日本才是真正的伊甸乐园。果若如此，那里一定是个有蛇和苹果的所在。说起蛇，我们的宝岛台湾可谓正宗产地，而且我以前还一度在那里研究蛇毒的地方领薪水呢。提到苹果，前些日子，当偷运入境的日本苹果在台北街头亮相时，因为一个苹果竟卖价十元即三百六十日元，我也只是饱一下眼福而已。这次来日本，相识的某夫人家有苹果园，让我饱了口福。

机场的官员都身着时髦制服，下巴光光的。记得原来日本人除了旅馆学校的毕业生，都是蓄胡子的，看来民主日本果然别有风格。往后吾辈若不相当发奋，恐怕他们会不屑与我等为伍了吧。

航空公司的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将我们送至东京。听说走的路叫京滨国道。首先到达的是新宿的中华料理店。店老板说：“往后可不能再叫什么###啦，否则，会被狠揍一顿的，必须要说中华荞面。”我们暂且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泡了澡，还吃了生鱼片。附近灯火通明，而且年轻姑娘很多。次日早晨起来，才听说那一带是从前的花街柳巷。从前，邀请三宅骥一教授去上海之时，他还问过我：“在贵国，大街上走着的都是未婚女性，上年纪的妇女都不上街吗？”“不是，现如今谁都一样外出。”当时我这样回答。

后来，还去了日比谷的交叉路口。真叫气派！交通警察宛若指挥者一般居中矗立。丁零零零铃声一响，大家便同时迈步。就像鸡妈妈一声呼唤，雏鸡们便一齐跟着走一样。警察走着走着，突然来个90度转弯，戴白色手套的手做出游泳时的跳水之状。接下来便柔软地舞动两条手臂进行指挥。那手姿简直就像小时候看过的京都舞伎的手姿，让我久看不够。果然日本人做什么都很投入，很卖力气，跟英国巡警大不相同。

老早就有日本朋友在我耳边苦诉衣食之事，想必是非常之困窘了。果然，此番一看，中年以上者脸上都没有好颜色。不过，年轻人倒是都红光满面。繁华的街市之上，大多数女性都是装扮得通体亮丽。无疑在下一个时代里又要忘掉祖辈的辛劳。由于忘却了东京大地震的惨痛，才有了东京街道的又一次焚毁。两国一带似乎多了几处纪念堂。在两国附近坐上省电（现在的JR电车），竟然出乎意料地碰到了许多行商。曾经在我们国家也有行商，可是这里的比起我们国家的要利落得多。看到行商不由得让我舒了一口气，而且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与贫穷为友，而日本却在掩盖贫穷。

我的知己都从心底欢迎我的到来。我几次三番地被款待以上等料理。决非我攀上了富贵知己，也并非我本人富有。大学教授清贫度日，中国更在日本之先。故而为我接风的人在为我破费了一番之后，都不得不缩减了生活费。我想要拜访的前辈已大为折损，让我备感凄凉，不过，好在几个相知的文人朋友尚健在。

到街上转了转。漂亮的广告、德文法文、书籍广告、在电车上用功的青年手中捧着的内容高深的书、音乐、打字、英语、商务、女士礼服制作、烹调、文化，均有了惊人的进步。从前为吾等所专有的知识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中。真是文化和知识的泛滥。不过，另一方面，我想，“真理为众人所求”，在日本着实见了成效。我在孩提时代，到过御茶水，当时有开往板桥的铁道马车。现在有高级的公共汽车开往板桥。当年夏目漱石正在写猫指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创作他的代表作《我是猫》。——译注，如今御茶水站有着查泰莱指劳伦斯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注的广告。昔日藤村操跳入了华严瀑布1903年5月22日，日本东京帝大的高材生藤村操在日光华严瀑布顶端树干上刻下遗言后，投崖身亡。此事在当时的日本引起轰动。藤村操之死被视为“美丽的哲学的死”。——译注，现如今已不再有无缘无故的情死，最多见的是为生活所迫，就是说幽默与忧郁同时消逝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见闻录（2）

走在东京的街上着实不易。以往在中国，我可以在人流或车流之间巧妙穿行。可是在日本，要看左，看右，看警察。着陆后的第三天，在一条不甚繁华的大街上，碰巧一个貌似中国留学生的女学生横穿马路，我也跟在后面横穿过去了。因为走到一半来汽车了，于是就在马路中间往前走了几米，然后穿将过去。结果，到了路边，就听见后边有人叫站住。回头一看是警察。不知有何贵干，也不知叫我们俩哪一个，总之不像是叫我。可是，由于我动作迟缓，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对方说了一句：“你也来吧！”于是我也跟着去了交通岗。我说我是外国人，又是初来乍到，由于对方态度和善，我便极力辩解。因此，“怎么能走马路中间呢？”这句话刚到嘴边儿，就给警察咽了回去。我出示了护照，什么着陆日本刚第三天，不熟悉交通规则，本人是个善良的绅士，对日本抱有好感，在国内人车都是右侧通行，所以不知道汽车会从左侧冒出来等等，讲了一大通。他的兴趣在我钱包里装着的美元代用券，不分倒正地拿在手里问是否什么都能买，语气里充满了羡慕。出得交通岗时，女学生已经不见了踪影。结果没有赶上省线。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警察喊的只是那个女学生而不是我。一定是碰巧另有一个老头儿回过头来自愿上钩，无奈才把这个家伙也带走了。可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老头儿，而且如果有本国人相跟着的话会很麻烦，所以才轻易释放的吧。这就同久米正雄先生的情形一样。一次他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走，本来警察喊“请你来一下”，明显是叫那位女士，结果连久米先生也大模大样地跟着去了。在愚钝这一点上，我们真是相似。这种时候，似乎扔下女士闪身逃掉最为明智。我读过捕吏及其手下捉弄人的言辞，那种刁蛮劲儿能把人折磨死。而且他们还是虐待狂。到了明治时代，我小时候那会儿，更是一说“叫警察来啦”，小孩儿就不敢再哭了。谁家有块粗玉，也要拿到派出所请警察老爷过目。因此，虽然到了民主警察时期，也难免偶尔现出恶习来。广濑氏描述说，民族心理不仅体现着现世祖先的思想，也萦绕着故去先祖的亡灵。不过，日本人适应得也快。所以我这次本以为别无大碍，在吴服桥横穿了马路，结果看来还是犯了错误。两个警察耐心地指点我，说有一些带金珠的路，应该从那里穿行。同上海的警察完全是一样的态度。如果操之过急地热情行事，每天在外面忍气吞声的话，警察们怕也难免回到家里拿别人撒气吧。故而民主警察的热情也必须慢慢加以培养。一次过检票口时，走在我前面的人不小心出示了月票的背面，只听见检票员出言不逊道：“竟然给我看背面，这个混账！”要是能提高他们的待遇，免去他们的生活之忧，想必这些方面也会大为改观的。

从上野乘上一辆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的火车向北行进。关东平原的北部与武藏野不同，是平坦的平原区，俨然到了中国内地。树木增多了。进入福岛的高原地带，随处可见挺拔俊秀的杉树林；同昔日相比似乎水田多了许多。不久，我在一个东北的小镇落了脚。一到傍晚就会闻到泥炭的气味。我所在的大学安然如故，可是恩师的家已被焚毁。当地人不赶时髦，让我备感亲切。在大学由于一老友卧病于研究室，终因不忍离去而在那里耽搁了一些时日，致使此行没能探望身在盛冈的恩师。从东北紧接着又西下。前往故地重游之时，囊中已感羞涩，因此收到几张就餐券也足以令我欣喜。后来在银阁附近的一户人家做了几天客。当家的在大阪做事，女主人在家兼营服装店和面包房，从一清早开始就奔走于厨房和店铺之间。我只是坐在脚炉旁，也帮不上手。或是同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女儿说说话，或是放上备好的砂糖喝喝咖啡。本来我是受一名门之子——如今身在台湾的青年学者之托，来向他在战争期间于落寞中结识的这位年轻的“阿姨”道谢的，可是没想到自己又成了被照顾的对象。阿姨很担心年轻人的生活。我讲了各种亚热带的风情给她听。什么亚热带空气清爽，土地上覆盖着嫩草，没有毒蛇，星星点点的小花常年开放，还有紫色的藤架般的蔓草，草丛中夹杂着像大树一样的羊齿；天空秋日般澄澈，穿得很少也会微微发汗；走在街上或者山路之上，可以摘一片草叶轻轻吹响；肚子饿的时候吃上十来个香蕉，如果觉得不雅观可以喝杯橄榄茶；最后加上一句，鸭川的情侣太缺乏情趣，敢保阿姨去到那里也会再燃激情。日本光知道从台湾进口砂糖和香蕉，连文人墨客也忘了传递亚热带的激情。近来对台湾土著姑娘，已经将她们与日丸旗一同忘掉了，而是播放起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姑娘来了。其实，没必要因为现在失去了这个殖民地，就对它的一切兴味索然。还望从睦邻友好的角度考虑，兴趣不减地做好服务。而且就中国而言，主张以胜利者身份从日本身上大发其财的团体也不会再活跃多久了。孙中山曾说要与“以平等待我者”友好相处。

我还不很了解战后派。并非没有印象中的战后派博士，因为牵涉到个人攻击，而且又有诋毁日本人之嫌，若不先将该赞赏的都赞罢了之后再谈此事，在日中友好方面是有害的。故而现在还不能谈。还是待时机成熟之时再留下几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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