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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

风起青萍末（5）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上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风起青萍末（6）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划写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的过去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土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中的首要话题，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砘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五百多个地委书记，以及两千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八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　。。

风起青萍末（7）

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激起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至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五分之一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八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一代领导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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