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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新华社传真照片必须依赖传真体制的保障，教育人民“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具有极强的党性立场。但是单从照片本身看，并不具备高屋建瓴的宣传效果。现有体制下，不仅发出的传真一个规格，而且文字说明也千篇一律。这就形成固定的新华社风格。这种“新华体”是客观需要，也是大工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生产方式的必然。过去，只有新华社，才有经济能力集中纳税人的财富，装备一支超强的摄影队伍，批量生产传真照片并与全国人民分享。

照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发刊词说：“看生活，放眼世界，目击大事。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人的姿态。看人类的创造。高坝和月球上的阴影。赏心悦目地看，骄傲赞叹地看。看！从看中得收益。”

与美国自由生活方式对立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强调照片的作用，他们创办了《信号》杂志，类似《生活》，以图片故事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国社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还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徕卡相机，隆美尔宣称：“我永远不会拍撤退！”（Never　shoot　my　retreat。）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一批背徕卡上前线的将军，从被汽车撞死的巴顿将军，到在冲绳战死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

但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社会需求已经发生改变，不但电视、互联网加入新闻竞争，传统平面媒体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码技术使图片获取、传递的成本急速降低，即使最小的新闻媒体，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媒体公司，也能廉价获取并传输数字图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华社为主体的传真照片必然瓦解。因此，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具有接近“语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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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4）

什么是“传真照片”？就是在第一时间拿照片说事儿。作为新华社传真编辑，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我把自己亲手拍的照片当做“语像”的支点，然后在这个支点之上行使“话语权”。。

有同学问我：西方有没有“语像”？没有。他们肯定没有，他们不需要语像。首先，西方是科学的民族，常年泡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古罗马的法学里、犹太人的《圣经》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则。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各种艺术门类登峰造极，很难有新的突破。

英国早就发明了《大宪章》，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领域不许说，不能碰。如今科技发展，读图时代降临，互联网博客、手机短信……国家开始给人民说话的机会，这是“四人帮”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语像”，犹如小孩子的看图说话，可以练习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逐渐摆脱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冷战思维。

通过第一手的直接接触拍摄到的令人震撼的影像，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语像”。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我第三个愿望》、《我的诺曼底》，一本一本地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早已对这种写作深恶痛绝。他们骂我重度抑郁，可我脑子清醒得像刚擦过的一块玻璃。我就是不写，我一个字也不写，就不写。编辑没有办法，回家仔细研究我发给她的照片，最终同意“一个字也不写”。

我的编辑是写体制内宣传文章起家的。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第四军医大学有一位学员，救了一个掉在粪坑里的农民老大爷，自己却淹死了。这名烈士叫张华。大学生因救一个掉进茅坑的老农民而被淹死，不具有多么大的新闻性，肯定没人看，可是解放军能妙笔生花，把这个提升成“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张华升华了。

作为《解放军报》老记者、《华人》杂志总编，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她知道什么具有潜在的价值。她陪我到王文澜家，王文澜请我吃驴肉火烧，让我把照片收起来，不要进行任何剪裁，也不要再给别人看：“锁起来，等着它们升值。”我一直把王文澜尊为“老佛爷”，老佛爷这么说，那我的照片肯定是能说话了。王文澜说你要不信，去让贺延光看一眼。于是我立即开车，从王文澜门头沟的家，开到南五环贺延光的家。贺延光看了后，也说，这些照片能说话。既然能说话，我就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编辑同意我出一本“一个字也不写”的“语像”。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行》，标志着“语像”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版一印6000册在三个星期内销售一空后，再版加印。《世界是平的》全黑白，卖56元一本，没图；《一个人的远行》全彩印、108克亚光铜、进口荷兰板、韩国油墨……100元一本，同类图书没有这么便宜的。此书雄踞卓越网畅销书排行榜。

“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

我是职业摄影记者，不务正业，出了一堆畅销书。由于身体问题，我日益厌倦写字，甚至仇恨写字，一提写字脑袋就要爆炸。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最初我没写一个字，这200多张照片甚至不是我选出来的。2003年，我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从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经樟木回到西藏。我反对集体活动，认为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才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本性。这种感觉最初是在采访海湾战争时出现的，我在《我从战场归来》的自序中写过：“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最多，最聪明伶俐。洋人普遍傻，简单，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笼罩一生。而中国人个个精明，国家政权推动全民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把大量精力用在尔虞我诈上。可世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适用于国际交往。不仅不适用，而且走向世界时可能还会找揍。

新闻时代的旧事（25）

2001年，我的一位朋友，《中国民航报》的刘建峰，到乌兰巴托参加民航开航十周年纪念，一下飞机就惨遭暴打，整个代表团都惨遭暴打。刘建峰被打得到处跑，后边蒙古人紧追不舍。逃进一个小饭馆，里面的人叫他赶紧说“不是中国人”，这才逃脱。原来有人把《三十六计》的原则用于商业，倒腾假冒伪劣羽绒衣、二锅头。他是赚到钱了，可冻坏、喝死不少蒙古人，在乌兰巴托犯了众怒。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却连累所有中国人跟着挨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故事。侩垣直治是剑道高手，身挎长剑在街头昂首阔步，迎面碰到坂本龙马。坂本龙马对侩垣直治说，现在室内缠斗越来越多，所以短刀要比长剑更有用。侩垣直治觉得坂本龙马说的有道理，回家换了短刀，再去见坂本龙马。坂本龙马什么话都没说，掏出手枪开了一枪，吓得侩垣直治大惊失色。过了一段时间，侩垣直治带着手枪拜见坂本龙马。这次，坂本龙马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直治看，说你那个已经过时了，现在统治世界靠的是这个—《万国公法》。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跑马占地、画地为营的浪漫日子已成历史。毛主席时代研制的原子弹、氢弹，是否能打中克里姆林宫、白宫很难说。由于冷战格局，世界政治发展不成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做也就做了。冷战以后，以“革命和科学”为基础的萨达姆宪法遭人质疑。萨达姆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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