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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诫】”，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草莽之雄朱元璋（8）

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时他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将近，差不多】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有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此语不简单。能意识到国家财政，皆出之于民。】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非常好的认识，难能可贵。他自己大体上也能遵循这认识执政。可惜其子孙完全不肖。】｛24｝

据说，朱元璋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甚至还恼羞成怒。但从以上看来，朱元璋既没有患上遗忘症，亦不因为做了皇帝便对自己的低微出身讳莫如深。这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朱元璋没有背叛自己的过去。

朱元璋其人，可用“皇帝＋农民”或“农民＋皇帝”来概括。在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当中，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皇帝相比，朱元璋的皇帝味儿相对轻一些，农民味儿却最足。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直声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造酒的，于是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他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他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他说：“兵食一【完全，全部】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了头，不免掉进“小农意识”的泥坑里。譬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这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中国其他方面的进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9）

这样一个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朱元璋之头脑与“近代”无缘，然而比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无半点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说出一句很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贫贱的出身使他比较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说出“均为人耳”这样一番话来，一般帝王断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时节，朱元璋视察城壕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的锄头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屡兴大狱、滥刑重典，而在心里将他归在“大暴君”的行列。后从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动。对照历史，这概括确与事实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杀人甚多，却不曾留心他所杀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经心史先生点拨，我对朱氏“暴政”的实质和特点，才知道要从更多的角度看。我以为，这种“暴政”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的势力，这是他深思熟虑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这一层，我后文详述；其二，他虽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来的“为富不仁”、官贪吏横的深刻印象，仍然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里，使他本能地渴望打击这些人，甚至极可能形成了刻意报复的非理性心态。

总之，朱元璋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下层皇帝”才有的素质和个性。他的节俭，不是为了做出样子“垂范天下”，实在是习惯了过穷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绝对老土。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或类乎今之所谓大理石）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且不说其精神，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盯不下来的。

所以，当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投降的浙西将士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于逸乐。”说得很实在。

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脑子里的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这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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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0）

这个“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一些对一个皇帝来说似乎很罕见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在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卖出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这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那一套，但实际做法往往前所未有，是他的独创。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盲者，此处指乐师，古代乐师多为盲人】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或有争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乎没有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个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我无意据此诱导人们在朱元璋跟所谓“有道明君”的道德符号之间产生联想，而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朱元璋当皇帝确实谈不上什么享福享乐；他干得很累———为了他的个性，为了他的某些理念，当然也为了他的权力欲。

一朝权在手

穷人掌权，惜权如命。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的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也就用得越狠，越不容人觊觎、分一杯羹。这其实并不难解。对权力的过度眷恋，是与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巨大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苦少年，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

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的论述来。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我只想说说朱元璋的个人因素在其间起到的作用。

朱元璋幼年和少年留下的史料非常少，但在有限的史料里却有两个引人注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分别作了比较生动的铺叙，所以我直接引用在这里。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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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1）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作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他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他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看出了朱元璋的个性。他从小显然心就很高，胆子大，皇帝、菩萨都不放在眼睛里，有极强的权力欲；但是，家穷、人小、孤独无依，受了不少欺负，这些欺负在一般人往往也算不了什么，朱元璋却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会想方设法来发泄和报复；而报复的形式又很值得玩味，一是他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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