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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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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虽然被百年来革命知识分子视为箴言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深深打动着吴建民，可亲临拜谒到临了也只是他心中的念想。

直到又过了近30　年，吴建民因为出访而再度置身于布达佩斯，他第四章才发现这个城市诱人的旖旎。布达和佩斯原是两座城市，哺育了欧洲八国的多瑙河从中穿行而过，西岸的布达2000　年前曾是古罗马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当暮日霞光给亚诺士山依稀可见的古堡镶嵌一道红色的边缘，很能勾起人们的思古幽情。东岸的佩斯，在近代以后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它目睹了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场面……“我当年怎么会对此无动于衷，不曾找些相关的书籍读一读。”

回到外交部的吴建民受到了部里重视。那个时代强调出身，他的档案上填的是工人出身。因为父亲一度开过汽车维修作坊，他以往在出身栏内一直填的是资本家。可在入党时，团中央的组织部门听他讲述了家庭情况，得知他的父亲主要以驾驶谋生，就告诉他在出身栏内改填为工人。

出身工人阶级，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共产党员，这在20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更何况像吴建民这般年纪，常驻过国际组织，有多边外交经历，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和苏联及唯其马首是瞻的国家外交代表面对面交锋场面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还真没有几位。

在吴建民回国前，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还曾到布达佩斯，对他做了一番业务考察，认为他的外语确实不错。所以吴建民回国后，即被安排进了新组建的口译组。

外交部原本没有专门的口译部门，因为周恩来几度说了口译非常重要的话，外交部遂于1965　年底在翻译处里设了口译组，其中法语口译组的第一任组长是范国祥。他比吴建民年长11　岁，早在1949　年外交部刚成立时就进了外交部。他曾经是学英语的，后来在瑞士学习法语。

吴建民记得当时口译组里的法语翻译，就范国祥和他两个人。有意思的是范国祥于1989　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而七年后此职的接任者正是吴建民，他们都为粉碎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的企图，留下了有声有色的记载。

当时口译组的副组长是冀朝铸，他从朝鲜停战谈判时就做翻译，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初期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交谈的照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英语口译的负责人，组中的译员有唐闻生、张毅君、徐尔维、楼小燕等。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吴建民来到外交部没多久，其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就降临了，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那是1965　年的10　月22　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是在1964　年2月，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推翻亲西方的尤卢政权。他领导的新刚果（布）政府奉行联合进步力量，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的颠覆，马桑巴—代巴积极寻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合作。建交当年，马桑巴—代巴就到中国，其中一次是秘密来华寻求援助。中国为帮助刚果（布）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在物力和财力上对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近毛泽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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