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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刘晓光的历史观（1）

刘晓光，北京人，1955年出生，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ING北京基金董事局主席。北京商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理事、北京社会科*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联谊会理事。

刘晓光刚从一个麻烦的纠缠中摆脱出来，看上去气色不错，思路很开阔。我想起去年冬天，在一个聚会上看到他，那时他的声音有些虚弱，说话谨慎，甚至不愿意多说话，脸上明显有些无奈。差不多一年之后，激情和思辨终于回来了。

如何界定刘晓光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位置，是个难题。如果仅仅把他看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显然不能进入他的方法论世界。和刘恳谈，你会发现他的视野令人惊异地开阔。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有些时候，他似乎愿意带着锁链跳舞，即使这样的舞步显得沉重、无奈。

一部中国企业史像浪潮一样涌到我们的脚下，刘晓光显然不看好胡雪岩、盛宣怀的企业形态。他说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显然不是企业家，他们仅仅是官僚的附庸，或者是官僚们的钱庄。一个不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怎么可以持续发展呢？虽然今天的刘晓光也与官员阶层、与国有体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他认为，自己幸运地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组合早已越过体制封闭的框架，形成了一种多元格局。这意味着，今天刘晓光操盘的企业，世界观是国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独立的、产权模糊的，但在方法论上，却呈现出典型的国际化、公众化和资本化。

由此，他愿意把自己和卢作孚、荣氏家族进行比较。他羡慕他们竟然拥有那么清晰的企业产权，更向往他们满腔的产业报国之心，也感叹他们时运不济，遇到了一个战乱的时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28年到1938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一方面让刘晓光止不住地叹息，一方面却也给后来的企业家们留下了清晰的参照系。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可能只有这短短的10年才是真正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经济年代。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企业发展的高峰，历史也让后来的刘晓光们有了可以追求的范本。

我和刘晓光都认同“黄金十年”对后来中国企业发展的传承意义，只是这样的传承因为时代的原因，不得不分为两个区域。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新加坡，华人企业家依靠“黄金十年”的历史积累和延续，渐渐构筑起一座座伟大的华人企业高峰。比如包玉刚，比如邵逸夫，比如王永庆，还比如年轻的冯国经，以及更加年轻的李泽楷。这些企业家们，才是“黄金十年”的真正传人，他们的现代企业建设，让世界为之侧目。在大陆，虽然1949年之后的30年内，企业形态几近消失，但1978年之后，不死的企业家精神开始在广袤的大地上复苏，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里，终于有了柳传志、南存辉等响亮的名字。

刘晓光的历史观（2）

在与我座谈之前，刘晓光刚刚从达沃斯夏季高峰会上回来。他用了“震撼”这样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的心情。当中国人还在沾沾自喜于“加工大国”、“低端产业链”等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刘晓光发现，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走上绿色产业之路。全球经济已然步入了一个新的标准时代，而中国人却还在陈旧的标准里刚刚抬起脚步。这种差别太大了，大到刘晓光这样的企业家难过，无地自容。

这似乎是刘晓光最近建构起来的企业方法论。我们一直在赚辛苦钱，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我们靠排放、靠污染换取的企业进步，马上就要遇到发展的瓶颈。许多年前，欧洲人和美国人早就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制度命题，几百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一种确定性的市场里打拼，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却还在制度面前四顾彷徨。

站在这样的历史与国际视野上，刘晓光似乎不太看好这个时代的企业建设。他甚至认为柳传志和联想的成功，仅仅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次“小概率事件”。他不认为柳传志是可以复制的企业家，更不认为联想具有可以复制的经验。就在联想转型越来越成功的同时，整个国家的企业建设却是一种醒目的“国进民退”。刘晓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几乎不认为自己掌管的企业能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进步。他的企业信心是一种迟疑的小信。国家的整体经济在扩张，可是却不愿意转型，全球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可是中国企业似乎又在走回头路。巨大的经济体和迟疑的企业步伐让刘晓光言辞谨慎，他说经济必然要朝前走，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去。　　“黄金十年”得益于全球化与宽松环境

苏小和：历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然而诸如荣氏家族这些民营企业在抗战以后就消失了，建国以后就变成了公私合营制度。直至1978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开始重新发展起来。

在历史的变革中，你怎么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从历史到现在的传承？你认为跟当年那些企业家相比，你们有什么新的变化？

刘晓光：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民营企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

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激发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有10艘航空母舰，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具备这个实力。

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经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的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可能那个阶段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外来经济压力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影响很大。

苏小和：还是由于全球化的拉动。

刘晓光：主要由于当时背景下的全球化和宽松的环境，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之路，要走维新变法之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刘晓光的历史观（3）

苏小和：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是实业救国，维新是在制度层面上，实业救国是企业层面。

刘晓光：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当时的民营企业是绝对的私有制。国有企业的经济在当时并不是很厉害。当时国有经济把重要的都垄断了，比如铁路、煤矿，而当时一些大的煤矿都是外国人占着。所以，那个时期从制度上看企业产权是清晰的，从国内经济环境上看是比较宽松的，从有志之士来讲，他们要走产业报国之路，从国际环境来讲是由于东西方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强盛和日本的崛起均对中国那个时代有所影响。而且，中国那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苏小和：现在回头想来，那时候的内需市场确实很充沛。

刘晓光：中国实际上失败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明朝时的郑和还曾经下西洋，康熙时期的闭关锁国状况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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