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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1）

如今，提起旧北京的红灯区，人们都知道有个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一种泛指。北京人对数字崇拜，讲究个“八”字，特别愿意用一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怪。这个“八”字只是一个虚数，就像李白诗中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里“九”字一样。八大胡同泛指大栅栏一带的烟花柳巷而已，用当时《顺天时报丛谈》中的话说是“红楼碧户，舞扇歌衫”，和西洋人的红灯区一个意思。

不过，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特别是这几年，前门地区面临着拆迁，推土机日益轰鸣，位于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命运未卜，从前朝阴影里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容易，可是，说没，没准儿就没了，也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增多，败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娼妓制度，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一座城市，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妓院，就会有红灯区，妓院作为一种生意存在，便和任何生意一样，都是喜欢扎堆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规模化发展，生意才能够红火。在老北京的历史里，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只能够算做红灯区的后起之秀。最早出现的妓院在元朝，不过，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花胡同”和“锦胡同”，倒是已经在元杂剧之中出现，但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胡同，即便有特指，那些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了。那时也有“勾栏”字眼的出现，不过，那时的勾栏指的是民间唱戏说书演杂耍的地方，类似现在我们的庙会，并不是后来的妓院的别称。因此，“花胡同”、“锦胡同”到底是妓院丛生的地方，还是勾栏集中的地方，应该存疑。不过，元代红灯区在北京肯定是存在的，据学者推测，那时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内城的西城和北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四附近。学者张清常教授就持这一说。

当然，这一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城在元朝开始出现了街巷，北京现存的最老的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元朝的老街巷，在西四以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和张恨水先生都曾经住过那里。在元朝时，砖塔胡同是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胡同，那一带，勾栏瓦舍，歌舞升平，常常是关汉卿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戏剧演出的好场所，来这里的人常常可以看到他。那附近出现红灯区，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现在还存在的粉子胡同和花枝巷（都在砖塔胡同南，很近），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遗存。而砖塔胡同肯定是当时最热闹的红灯区中心地带。

据马可·波罗在他的笔记中记载，元大都当时有妓女两万五千名，和今天相比，这个数字肯定不算多，但在当时，确实不算少，那时京城里的人才有多少呀！这两万五千名妓女，可不是暗娼，或站街女，或发廊妹，那时的妓女，大多是艺伎。当时，每百名妓女，各设一名官吏管理；每千名妓女，再设一名更高层的官吏管理，如此有序的管理，为的是迎送外国使节，挑选上等妓女作为款待。这说明元代国家强盛的气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说明元代的风尚；也说明元代对妓女的管理真是舍得花气力，远远胜过后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放任和泛滥。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2）

妓院和红灯区在北京真正出现，是在明朝，主要集中在内城的东城，已经从元朝的西边转移到东边了。这样区域性的整体移动，和东边的商业发达相关，当时就有“东富西贵”一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西城官员多而高贵。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点儿面子，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却也要正襟危坐，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般，便让那些妓院都开在离自己稍远的东城，商人近水楼台，更让娱乐业促进自己的商业，两相发展，彼此得益而如鱼得水。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考证：“明朝街巷名称中的红灯区有：勾栏胡同、本司（教坊司，清代笔记把它视同勾栏）胡同、粉子胡同、东院、西院、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勾栏胡同于民国改为内务部街，今沿用。东院、马姑娘胡同早已消失。西院全名为西院勾栏胡同，今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小院西巷。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平胡同。本司胡同、粉子胡同仍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

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某些北京胡同，确实如张清常先生所说，是“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在清朝有所变化和发展。老北京的胡同名字，特别和妓院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勾栏：这是由唱戏的专有名词延伸出来的，自古以来，戏子是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的，即使到了清朝，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曾经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都是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勾栏和妓院，便一直关系暧昧，如勾栏胡同、西院勾栏胡同，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是粉子：张清常先生解释粉子同本司，是教坊司，和勾栏一个意思。民间的解释，更为通俗，有好几个老大爷告诉我，粉子，就是脂粉的意思。清东城有分司厅胡同，是粉子的音的传讹，因为过去的朝代里，有教坊司一说，并没有分司厅这样的衙门口。

三是院：也是妓院的别称，比如当时著名的西院东院。当然，现在中国社科院的旧址贡院，另当别说，那是过去朝代礼部的遗迹，虽也叫院，和我们这里所说的院不一样。

四是姑娘：那时候叫姑娘，就和如今称呼小姐一样暧昧，凡带姑娘字眼的胡同，一般都和妓院有关，比如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马香儿胡同、乔英家桥等。而且这些带姓氏的胡同，据说当年都曾经有这个姓氏的名妓居住过。不过，张清常先生说的宋姑娘胡同，指的是现在的东西颂平胡同，在老北京，还有另一条宋姑娘胡同，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位于东打磨厂和巾帽胡同之间，离崇文门不远。那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胡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常常到他家玩。那时的老街坊还常常鬼鬼祟祟地议论，那里曾经是娼寮之地，似乎还有她们的后代在那里住着一样。大概为了和东西颂平胡同的宋姑娘胡同区别，这里改叫过送姑娘胡同，一为“宋”氏的名词，一为“送”的动词，北京人的智慧大着呢，不尽的含义都在那里面了。有意思的是，为了对称，它的北段改成叫接姑娘胡同。文化大革命前夕，觉得这“宋”呀“送”呀“接”的都不好听，索性改成了莲子西巷。过去岁月里那些沧桑与故事，便这样被阉割了，如今，因为修新世界商厦和祈年大道，它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五是堂子：堂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四大徽班进京有关，那时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以及从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便有了“相公”之说。“相公”一词的前身，便是“歌郎”。梅兰芳年幼时随朱小芬学戏，便当过这样的“歌郎”，号称“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朱小芬的私寓，便叫“云和堂”；而梅兰芳位于李铁拐斜街的祖居，即祖父梅巧玲的私寓，叫做“景和堂”，都曾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堂子。一直到光绪末年，堂子在八大胡同越发地畸形兴旺，成为了妓院一种暧昧的别称。另一种说法，堂子是南方对妓院的叫法，明初皇都移至京城之后，南方人大量移居北京，就和金陵便宜坊烤鸭移到了米市胡同开张一样，不少妓院也移到北京，在胡同里扎下根，便将那里的胡同改叫成了堂子。据说，明朝时京城一共有六条叫堂子的胡同，如赵堂子胡同，解放以后还在。崇文区花市一带的上堂子胡同，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从它身旁路过，一直挺立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知算不算在这样的南方堂子之列。在崇文门内东单以南，建国以后一直还在的镇江胡同、苏州胡同，是明显带有明朝南方移民的痕迹的，而明朝就有的那六条堂子胡同，有四条就在苏州胡同以北。那时这一带是北京城的城边了，出了崇文门，就是荒郊野外。我猜想，这大概和最初南方妓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3）

八大胡同，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是妓女所在之地，当时的皮条营、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韩家潭，都有一些妓院，一代名妓玉堂春就住在百顺胡同和皮条营之间的苏家大院（遗址现在还在）。只是，一花不是春，独木难成林，那时八大胡同尚未成气候，中心便不在这里而被内城神气活现地独霸。八大胡同，最终能够取代了东西两城这些勾栏、粉子、堂院，而伸展了婀娜的腰身，形成了规模，独占了鳌头，是到清朝晚期。一条胡同，一块地盘，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需要时间和时机，需要天时与地利，才能够让它应时应运，如梨花一枝春带雨地悄然绽放。在北京以后的历史中，再也不会出现如八大胡同一样的街区了，而在当时，它的地位与作用也和它的前朝前世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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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八大胡同在明朝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且有一代名妓玉堂春在那里坐镇、挂头牌，为什么到了清朝伊始之时，没有继续发展而蔚然成为气候，而是一直拖到晚清才又忽然想起了它，挖掘旧墓一样重新开掘了它呢？

这得从清世祖进京之后立下的规矩说起，那时是禁止嫖妓的，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大帝立下###：嫖妓的官员，为首者斩，从者发配到黑龙江；嘉庆皇帝也立下这样的法：嫖妓者，杖打八十，并将其房屋充公。一直到了光绪时，还有这样的法：嫖妓者，判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的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的罚金。

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特别是清前期，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一方面说明妓女并没有形成气候，八大胡同便也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渐地松动，为以后八大胡同形成气候与阵势，埋下了伏笔。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禁嫖妓，并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时的官员便剑走偏锋，改玩妓女为玩相公，并且，竞相攀比，相当厉害。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如此兴旺的男妓业或曰同性恋业，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风，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清代则是于它们的继承，当时不止一本书中记载，说是：“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京师士大夫，一时好谈男色，恬不为怪。”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曾作诗讽刺：“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灯筵呈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杂记》中介绍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优童的来源时说：“京师优童者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比日后的妓女待遇要高：“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地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指的就是男妓。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他们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选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教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像姑娘”——相公，就是从此而来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前面所说的优童，指的就是小戏子。《金台残泪记》中说：“京师梨园旦角曰相公，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到和坤与魏氏蜀伶传言甚盛时，还可以看出男妓之风行。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乾隆几次下江南，在扬州看到了昆曲大戏，美轮美奂，目不胜收，喜不自禁，先后带回来四大徽班，而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都落户在八大胡同。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住在百顺胡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都住在百顺胡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春台班的掌门老生金三胜住在石头胡同。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那小楼就在韩家潭的后身，我猜想，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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