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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颁布的被第三次修改后的党章把和平共处称作“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提法向每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共产党员表明：“和平”（不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和平）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胜利。换句话说，将来与帝国主义军事较量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赫鲁晓夫根据核武器出现的现实，对列宁关于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之说做出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完全排除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但是，随着苏联改变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军事力量的对比，在苏军变得锐不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便不敢使用核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才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探讨核武器的作用，但在这里就必须注意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和平共处”再次成为苏联军事计划的政治框架，一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和平共处的概念做出重大修正。

第5节。苏联战争观的要义

苏联战争观的要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月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的军事计划一直基于如下设想：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苏联及其共产党盟国——特别是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将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巨大的敌对联盟。此计划的另一出发点是，坚决在冲突一开始就打进攻战。以进攻为主的这种信念可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根据时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米哈伊尔伏龙芝的提议制定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原则。斯大林在1938~1945年期间曾背离这一正统思想。这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苏联官方极尽歪曲之能事将这段历史解释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军元帅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在《军事战略》一书中考虑到核武器、火箭和控制论的出现及其对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影响，再次确立了进攻的主导地位。苏军总参谋部依此为指导，在制订计划时把作战任务明确为迅速攻入欧洲和东北亚，甚至攻入西南亚和中东（不过这种可能性较小）。计划还要求考虑到能够经受得起美国对苏联本土的核打击，以及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问题，最后还要求考虑到如何对付并最终击败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的问题。

这些任务都很艰巨，比“力量均势”的传统战略的要求艰巨得多，比基于对苏联国土的实际军事威胁的现实主义估计所提出的任务要艰巨好多倍。首先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其结构与美国和北约的军队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战争开始时进行防御，仗打起来再动员大批地面部队。很明显，苏联的初期目标是在某些类型的武器和部队方面，如炸弹、弹道导弹和潜水艇等，同美国和北约打个平手。但在其他武器和部队的数量上，他们认为仅仅是平手显然是不够的，苏联的新型坦克、火炮、防空导弹、战术导弹、战术战斗机等武器的数量应当大大超过美国和北约。不过这里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多久？战争的哪个阶段和那一次战役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何种部队将起关键作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将对苏军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意识形态做出的答案要求建立一支极其庞大的现代化军队。

意识形态划分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也就明确了将来敌友的数量与地理位置，同时也明确了要以进攻为主，因为1920年代伏龙芝就是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取得了当时那场是否要以进攻为主的大辩论的胜利的。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影响到对军队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美国在新技术领域领先，使军备竞赛带上了“作用与反作用”的色彩，不过它只能说明苏军的部分特点。美国只有18个现役师和10个后备役师，很难解释是它促使苏联建立能迅速部署200多个师的地面部队规模。同样，美国和北约防空部队的规模很有限，也不是苏联装备几千枚地空导弹系统的理由。苏联之所以建立如此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虽有地域差别和进攻及防守的方案等原因，但只有官方的意识形态才能对此提供充分的理由。

有些西方分析家把苏军异乎寻常的巨大规模解释为军种间互相争斗的结果。诚然，采访原苏联军官和党的官员后会发现苏军复杂而强大的官僚体制，但还不是美国国防机构那种官僚政治的翻版。1950年代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国防部驱使军工系统满足其对新设计的武器的需求；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军工系统将其产品强加于国防部，而对方往往不太愿意接受。苏联建军的某些重要方面可以用官僚体制的结果来解释，但造成这种官僚体制的原因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上去找。

把众多传统的假设综合起来才能解释苏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大。但如果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在历史上曾长期而且频繁地遭受外敌入侵因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突然袭击无疑始终铭刻在俄国人心中，但此前的史实并没有给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提供什么证据。俄罗斯侵略邻国的次数远比别国侵略它要多得多。

总而言之，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一种独特的战争观就在那里深深扎下了根。马克思自己承认从黑格尔那里拿来不少东西，但坚持说他的理论建筑于“唯物主义”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上，从而把后者的学说翻了过来。列宁突出了马克思本人的假说，即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能动性”理论。最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关于革命政党在无产阶级中启发这种阶级觉悟并进而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把革命引向胜利的理论。列宁借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又断言实际上战争（革命）是政治的基础，而非政治是战争的基础，从而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声称自己对黑格尔所做一般。在列宁看来，战争不仅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战争只能是激烈程度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战。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即是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失之日。

对列宁主义的这种理解没有追溯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情有独钟，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根求源。这种理解在列宁的同代人与革命战友、社会革命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强大对手）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他当时在美国新创刊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无疑会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现这种战争观已经深植于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心中，而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识到其程度之深。于是，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

第6节。第十章　难操作的党…军关系

第十章难操作的党…军关系

军队是党灌输其坚强意志、自我牺牲精神和纪律的学校。——托洛茨基

戈尔巴乔夫推行建设“法制社会”的政治改革，必然涉及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它在苏联政治体制规则的制定和推行方面没有领导权。这也要求取消党的地方委员会和书记对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控制，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均如此。沙赫纳扎罗夫（此人我们以后还要提到）指出，在中央设立总统职位和建立新的立法机构，而在地方政府不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要使改革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央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要求在地方进行相应的变革。

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共产党放松对整个政治制度控制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把军队的政治改革放在戈尔巴乔夫在国家政治制度中改变党的领导地位的整体计划中来考察，这涉及总政治部的命运。西方关于苏联党与军队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论说，最后笔者要对这些论说进行简短的评论。虽然笔者的评论学术性强，难免显得深奥、离题，但它直接触及苏军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现代西方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

组织体制问题

苏联共产党对大部分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控制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每一个地区——共和国、州（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州）、区（也相当于美国的州）、市以及镇（相当于美国的县或市区）——都设有党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党的控制通过它们实施。就像杰丽霍夫颇有见识地指出的那样，地区党组织行使协调职能，有点类似于法国县的机构。然而，并非苏联所有的国家机构都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例如，铁道部门就是以职能为基础组织的，与行政区划无关。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是按职能组织的，其中民防部队是个例外，它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国防部也有自己的地区分机构——军区。

凡是以职能划分的行政机构，均设有相应的党组织。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总政治部就是按职能原则设置的。所以取消地方党的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并不能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1990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延迟决定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戈尔巴乔夫想废除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以便为多党制政治开辟道路。1990年2月，党中央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但仅仅是削弱而不是废除宪法第六条。

对于国防部（以及武装部队的其他组成部分——克格勃的边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内务部的内卫部队）来说，这一变革对总政治部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总政治部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下属部门，它一直对自己的这一地位感到满意。它会继续存在吗？它遍布武装部队的庞大的政治机构怎么办？它共有约八万人，全部是军官。它有自己的教育机构——为首的是位于莫斯科的列宁军政学院。它有自己的理论刊物——《武装部队共产党人》，为对全体军人进行日常意识形态的灌输提供指导和大量的材料。它的军官控制着武装部队的报纸《红星报》。

第7节。巨大的政治挑战

巨大的政治挑战

实现苏军非政治化并非易事。总政治部不仅代表着其成员狭隘的利益，而且是体现布尔什维克党与其武装集团——“红军”早期结合一体的“纪念碑”。它早期的几任主任都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官员。1917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斯米格拉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0年代的总政治部主任谢尔盖古雪夫、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安德烈布勃诺夫，都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1930年代，扬加马尔尼克、列夫梅赫利斯均有长期担任非军事部门党组织职务的经历。“二战”后早期的总政治部主任都有在地方党组织任职的经历，有此经历的还有阿列克谢叶皮谢夫，他从1962年开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直到1985年7月他77岁高龄时退休。很明显，由叶皮谢夫推荐的他的继任者阿列克谢利济切夫却是个例外。他没有在非军事部门党组织任职的经历，仅仅是在政治部门工作的一名政治军官，他由驻德苏军政治部主任升任总政治部主任。最后一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尼古拉什利亚加，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前，在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工作。

总政治部在中、高级军官中都有支持者，这一点在1990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党代会上变得非常明显。当时的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司令阿尔贝特马卡晓夫上将气愤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军队共产党人”是不会放弃党的意识形态的。到1990年后半期，像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一类的年轻军官在此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他们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在党内担任的职务。

1989年以前，总政治部的代言人在其理论刊物和《红星报》上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论有褒有贬。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正意识形态时，曾引起他们的极度惊恐。尽管如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此后他们还是尽最大努力既坚持“人类利益”，又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然而，自从主张“公开性”的势力控制宣传工具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媒体对军队的严厉批评和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建议使他们的愤怒情绪公开爆发了出来。1989年，利济切夫将军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毫不掩饰他对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鄙视态度，指责这一建议的支持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对于虐待士兵和抱怨军队生活悲惨的指责，他将之统统归罪于整个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着精神萎靡、吸毒、酗酒和身体状况不佳，大批有犯罪前科的青年不时渗透到军营中来。这些问题并不是军队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由于电视机、收音机、游戏机和其他电子新产品的普及，苏联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总体上在走下坡路。

从那时起，高级政治军官们常常对此种状态公开进行类似的抱怨。然而他们的抱怨较之高级军事军官的抱怨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话，至少有所不同。他们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愤怒情绪，而这一情绪当时在高级军事军官们中间是普遍存在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此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与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以及其他一些非军方评论者们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辩论。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一直未在媒体上表现出情绪失控，直到1990年2月有一次他在电视上露面时情况才开始变化。那次他谴责公众，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对军队的批评浪潮，痛斥普遍存在的对军队的消极态度。然而，那时人们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并没有像1989年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样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响。1990年2月，军事军官们也对损害军队形象的言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而使利济切夫的讲话未显出有什么特别。此外，莫伊谢夫将军对新党纲中有关军队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新党纲是为即将到来的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他还直接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利济切夫的态度与军事军官们的唯一明显区别在于，他还关心克格勃和武装部队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党的组织，这自然反映了他广泛的责任感。军事军官们主要关心国防部所属的部队，而利济切夫的总政治部在克格勃和其他武装部分中也设有政治机关。

随着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军队和总政治部的领导对戈尔巴乔夫废除总政治部的建议公开表示反对。像莫伊谢夫将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党纲表示担心，整个春天，军队的紧张不安已不再是秘密。亚佐夫元帅对其下属传达了1月底和2月初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这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准备推进军队的非政治化。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的典型做法是，做出姿态化解他们的担心，试图将军事军官和总政治部分离开来。1990年2月红军建军节前夜，五位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了庆祝仪式，高度赞扬了苏军的丰功伟绩。5月8日，苏联在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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