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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于是，官员们普遍猜想这可能是为以后海运作准备，但又一想好像也说不通，因为很快决口就堵上了，雨季之后洪泽湖水位上涨，运河就能通行，何必还海运呢？而且，海运也不是新主张，这本是嘉庆朝否定了的方案，谁愿意冒风险去搞什么海运呢？所以官员们的反应并不积极。

原来，在嘉庆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海运的建议，但反对呼声太高，这些反对意见中既有一个大陆民族对海洋的不信任，更深层次原因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漕运之利太大了，贪官污吏可以中饱私囊，连世袭的船户都可分一杯羹，不仅可以借漕运带点儿私货，贩运走私，而且，单论漕丁这份儿威风，也够让人心理满足了。

当然，这些理由都拿不到桌面上来讲，要讲只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立论，于是，提出了三个反对理由：

其一，海洋中礁石密布，艰险难行，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

其二，由谁来运呢？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船户又散漫惯了，难以稽查，万一延误，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其三，实行海运，现在以漕运为生的几十万人的生计就会发生问题，对社会治安威胁不小。

总之，反对者说得振振有词，嘉庆皇帝也是举棋不定，最后，反复斟酌，否决了海运的建议。根据《清史稿》记载，从此之后，在整个嘉庆朝，就没有人再敢提海运的建议。

在处分了魏元煜、孙玉庭之后，五月十八（公历7月3日），道光帝调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十余天后，将山东巡抚琦善提升为两江总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澍和琦善的登场。

琦善以干练著称，而陶澍是道光皇帝上台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为官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正直清廉。为什么要调他们两人呢？因为一旦实行海运，肯定首先从江苏省试行，调陶澍为江苏巡抚，升琦善为两江总督，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道光皇帝要大干一场了。更何况此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已经上了著名的《通筹漕河全局折》，倡议海运。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英和在奏折中说：运河阻塞，漕运中止，治河与漕运不能兼顾，只有暂停漕运以治河，雇佣海船来运漕粮。虽然是权宜之策，实在是当务之急。雇佣海船分运，则飓风不足疑，盗贼不足虑，漕粮损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何况现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皆一筹莫展，如不变通将如何收场，臣以为只有海运一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海运皇粮（5）

英和此奏不仅明确了海运的必要###，而且，其中闪耀着光芒的地方是他提出了将漕粮交给商人去运，不再由国家包办运输，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机地去管理漕丁、修造漕船了，一切按市场规则来办，国家掏钱就是了。这实在是中国经济制度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是道光朝海运南漕的最大亮点。

道光帝将此折下发各省讨论，反对的呼声还是很高，连漕运总督都不赞成。反对者除了重复嘉庆年间的理由外，还更深入地论证了技术上的难题。六月初六（公历7月21日），有大臣向皇帝揭示了一个埋藏多时的“秘密”——本来不想告诉你——漕运水手中普遍结成了黑恶势力：什么这个“教”，那个“教”；这个“帮”，那个“帮”，名目不少。其中等级分明，设立私刑，敛钱聚众，轻者打架斗殴，重者杀人越货。为此警告皇上“明年傥暂行海运，此数万人安保不滋生事端，尤宜妥为安插”。也就是说，一旦改为海运，砸了他们的饭碗，数万漕丁恐怕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

严格点儿说，表态坚决支持海运的只有陶澍一人，两江总督琦善也多少有些畏难情绪，但他跟皇上跟得紧，只要皇上坚持海运，他肯定全力支持。对此，道光皇帝是有把握的。

七月二十三（公历9月5日），道光终于作出了决定：明年全力修整运河与黄河，江苏省漕粮150万石由海运来京。至此，关于明年漕粮的运输方式得以确定。考虑到反对呼声的高涨，道光皇帝后来出面解释：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未闻险阻难行。商船经年往返，与内河如出一辙。此时以漕粮一百五十万石，试行海运，存此章程，作为国家漕粮转运的一个新途径，并非此后长由海运而舍河运于不用也。

当时，坚决反对海运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既得利益使然，尽管漕运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纷扰与麻烦，毕竟大利所在，谁也不甘心放弃。但是，既然皇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而且，现在运河梗阻，漕运难行，再怎么说也不能看着北京缺粮，于是，反对者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道光五年秋，陶澍赴上海，会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设立上海海运总局，招商承运，为此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如商人装载茶叶等货物和漕粮的比例按三七开，三分带货免税；而且，他还宣布漕粮全交商船承运，政府不派旗丁押运。这主要考虑到这些押运军人不识海路，怕他们晕头转向瞎指挥。

消息传开，商船船主们欢欣鼓舞。当时，东南商人每年从宁波、上海出发，北上天津、东北贩运茶叶和布匹，回程时载回大豆、小麦等物，这条航线正好与清政府所提供的运送漕粮的线路吻合；水手善于利用季风，在航海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每年往返于南北的沙船的失事率仅为百分之一，远低于运河漕船的失事率。

而且，当时沙船每年前往北方时，由于装载的茶、布之类商品重量不足，不得不用石头压舱，来保持船只行驶的稳定###。如果装载漕粮，既可以此压舱，又不影响茶、布的贩运，还能得到清政府的运费。所以，船主踊跃申报，争先恐后，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

由于待运的漕粮有一百五十余万石，所以，拟分两次运往天津。道光皇帝十分重视此事，重新任命了验米大臣，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共筹收兑事宜。一时间，南北并举，声势浩大。江南提督、山东登莱镇总兵、天津镇总兵沿途布置警卫事宜。其实，北方海域并没有海盗出没，如此布置无疑显示了国家对海运的相当重视。

六、海运皇粮（6）

道光六年（公历1826年）二月下旬，第一批漕粮130万石装载完毕，船队举行了盛大的出航仪式。陶澍设宴款待商船首领，祭告了海神、风神、天后各位神灵，然后千船扬帆，鱼贯出海。当时江澄海明，旌旗飘扬，颇为壮观。

此次海运，只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第一批漕粮便运抵天津（运河漕运正常情况下需四五个月），比照老规矩，清政府划出了一定额度的“耗米”，但颗粒未损，所有“耗米”全归船主。船主本想在天津卖掉这些“耗米”，由于此次海运省心省钱，道光帝心情格外开朗，闻讯立即指令政府按价收购，以便让船主赶紧到东北进货，然后尽快赶回上海运载第二批漕粮。

清政府收下“耗米”，一共向各船主支付白银20万两，船主点清现银，喜出望外，连东北的大豆生意也撂下了，立即驾船南返，运载第二批漕粮。截至四月三十（公历6月5日），第二批漕粮抵达天津，提前完成漕运任务。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优于运河运输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就是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漕米米质也能保证，米色晶莹，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也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其最终成本大大低于运河运输。据说运输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

海运南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绝不仅仅意味着运输途径的改变，而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举措。当时学者魏源指出：“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也就是说，漕运之举，起于汉代；海运漕粮，起于元明；而以商船海运漕粮则是道光朝的创举。这是体制上的改革，引进商品经济成分和市场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官府垄断漕运的惯例。

道光皇帝对此次海运结果十分高兴。

琦善、陶澍分别受到嘉奖，力倡海运的英和获赏紫缰（马车使用的紫色缰绳。当时，官员上朝坐马车，车的样式一致，又无车牌号码，白天从车的缰绳，晚上从车上挂的灯笼来识别车主身份）。

当然，道光帝也没忘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湉波济运”三幅字，让陶澍制成匾额，分别送给天后庙、风神庙、海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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