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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相比于其它医院迟迟无法确诊，纪爱萍大夫一开始就把在北方罕见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怀疑对象。这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1999年，她曾经收治过一例此病患者。

为验证自己的判断，6月27日，纪爱萍大夫给蜀国演义酒楼劲松分店打电话定购凉拌螺肉。对方说没有了，纪爱萍只好托朋友买回麻辣福寿螺。第二次，纪爱萍自己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黄寺店，打包了一份凉拌螺肉。

考虑到这是群体发病，虽不是法定传染病，没有要求上报，但纪爱萍认为必须制止螺的出售：“国外的CDC体制很好，所以我学国外的体制，上报给了宣武区的CDC。CDC工作人员从酒店带回了几个生螺，10个里有两个检测出寄生虫，含虫量不算特别多。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8月11日接到群众举报后开始介入此事。调查人员先停止了酒店所有凉拌螺肉的销售，然后去友谊医院，发现得这种寄生虫病的人数日渐增加，而且都吃过这家酒店的凉拌螺肉，两家分店都有问题。

于是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对此事立案调查，加工这道菜的厨师长和经理极力否认用了福寿螺，说用的是甲螺。甲螺属海螺，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经分析认为，如果真用海螺，其生长环境中不可能有广州管圆线虫。

在和酒店董事长瞿传刚诚恳谈话后，第二天，酒店方承认了5月20日左右开始用福寿螺代替海螺入菜。

《三联生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到了几个时间，一个是纪爱萍大夫给首例病人确诊的6月24日，另一个是6月27日纪爱萍大夫打电话给蜀国演义并且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打包螺肉，随后就是上报给CDC（疾病控制中心）。在这篇文章里，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直到8月11日才“开始介入此事”。

我们的台湾朋友是6月22日抵达北京，6月23日我们就在蜀国演义宴请她们，那一次连续点了两份“凉拌螺肉”的聚餐刚好发生在在纪爱萍大夫首次确诊首例北京患者的前一天而已！而整整两个多月之后，卫生部才“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诊断白皮书》！

如果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商家躲避责任是很常见的事情。媒体上所报导的商家种种典型的“文过饰非”，其实的确也是普通人面对巨大责任时都可能会出现的行为。

但不管商家如何逃避责任，毕竟纪大夫早已经在6月24日就已经确诊第一例患者，如果北京卫生局能够重视纪爱萍大夫的报告，并且能够第一时间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能够马上通知京城所有的医院乃至向全国卫生体系通报北京出现的福寿螺发病病例，我和北京上百号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无需平白遭受这么痛苦的煎熬过程！

这种因为食品安全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亚于任何形式的公共安全危机，可是居然需要两个月之后才“紧急”制订相关措施！

此时的我无暇多考虑“责任归属”问题，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孩子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那些天，即便是平常生性乐观的家人都明显地显得沉重了起来。

二锅头对于奶粉非常不习惯，他本该好好地继续享用母亲的乳汁的，我们担心突然中断母乳喂养会使他的发育受到影响，但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而对于窝窝头的身体状况，更是让我们一家人揪心。我们不断向詹教授和王教授询问治疗的可能方式，但是詹教授跟我说了很实在的话，他接手的那些幼小病童都是在发病之后一直找不到发病原因，在病发死亡后尸体才被送到实验室解剖并寻找病因。实际上，三岁以下病童的成功治疗经验可以说是从未有过！

教授们嘱咐我们对窝窝头做严密的观察。

和窝窝头朝夕相处的奶奶一下子就瘦了下去，窝窝头的一声咳嗽都会让她万分紧张，以至于有时候半夜里都会因为不知所措而忍不住痛哭起来。我们全家人都出现了神经质的反应，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一家人陷入了愁云惨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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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肇　事　商　家　邀　我　北　上　协　商　赔　偿（1）

9月上旬，　按照蜀国演义方面的要求，我们把两个月来的开销单据尽可能地找了出来，因为很多费用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之内，也没有地方报销，我们只是保留了和医疗直接有关的部分单据。宴请台湾友人是私人用餐，和国内大多数餐厅一样，蜀国演义没有主动给我们发票，我们也没有要求拿发票。但我们提供了多张在蜀国演义用餐时的照片以及当时用餐时的情形和大致的菜式供餐厅方面内部核对。

2006年6月23日，我们全家老小六口和台湾的朋友苏爱玲、陈仪蓉一起在蜀国演义就餐后留影纪念。如果不是和远道而来的朋友聚餐，或许我们连这样的照片证据都不会拥有。

幸好当时二锅头还是“无齿之儿”，我们只是做做样子给他“夹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张照片左上方有当时蜀国演义餐厅庆祝店庆的海报，海报上“店庆”两字非常清晰。

几天后，太太和蜀国演义的陈幼玲女士再次取得了联系。陈女士表示已经收到了所有的资料，并且已经核对完毕，公司也已经寄出了给我们的道歉函以及赔付答复。

在福寿螺事件中临危受命为蜀国演义处理善后事宜的陈女士让我们觉得蜀国演义有着相当的诚意要解决问题，她没有辜负蜀国演义老板的托付，至少她对病人家属表现出来的态度让我们都觉得非常放心。

陈幼玲女士表示欢迎我们到北京与其磋商赔偿事宜，并表示会到机场接机。陈幼玲并一再在电话里安慰我的太太，并告诉我太太：“你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家属。”

太太性格温和，即便是我们全家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她和陈幼玲女士的沟通可以说始终相当融洽。不独如此，我想太太满口柔软的台湾国语也的确让听惯了略显刚烈铿锵北京话的大陆人觉得耳根子发软。我想陈女士要面对一百多个受害者和家属，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或许是天意使然，北京的一百多例患者中就我一个人回到了不是此次广州管圆线虫病爆发疫区的广州，而以发现地广州命名的广州管圆线虫病，让广州的媒体对于广州“出现”我这个唯一的病例非常关切。

一百多例病人当中，反而是我这个离开了“疫区”的患者最受媒体注意，我是在媒体上因这个病曝光率最高的，广州的每一家报纸和多家电视台电台都大幅连续报导过我这个“广州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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