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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七章 平静8（第2页）

比尔-盖茨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的财富，大约只是他财富总额的万分之一。这个举动似乎向全世界表达了一个含义：比尔-盖茨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后代赚钱。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用于防治艾滋病、教育等领域，也向社会表明了他是要帮助某些弱势的特殊人群。这个举动淡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对于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固定观念。比尔-盖茨的举动至少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信任：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比尔-盖茨钱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几百年来，获得公众这种信任的资本家，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从2004年到2007年。彼尔-盖茨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称号，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比尔-盖茨的软件对于改变世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微软的软件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更主要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当他成为一个慈善家，当他开始决定如何支付自己巨大的金钱时，他才变成真正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比尔-盖茨是在扮演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依靠的就是金钱的权力。

比尔-盖茨大笔慈善捐款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代背景。美国政府为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花费的金钱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如果美国政府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美国政府也未尝不可。但是，比尔-盖茨显然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开销不太满意。如果把自己挣来的钱交给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把钱花到他不愿看到的地方。正好，美国的政策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可能：钱可以不交给美国政府，仍然留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笔巨额金钱将不再花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花到哪些该花的社会领域。比尔-盖茨这个全球最大慈善家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应该是美国与欧洲政策、法律不同的结果。

比尔-盖茨的慈善其实是在慈善的名义下，行使拥有大量金钱的社会权力。因此，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慈善还是伪善的争论。人们评价他应该从他为什么而花钱的角度来评价，或者说，评价比尔-盖茨的捐献行为，应该从形式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评价，结果将大于行为本身。但是，其他的社会权利都是可以监督的，以慈善名义出现的社会权力，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捐献出来的钱，究竟都干了什么。从好的一面看。比尔-盖茨的行为体现了资本的一个深刻的规律：资本的使用只有是对社会有益的，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从不好的一面看。我们其实不知道比尔-盖茨花出去的钱，到底对谁有益。

但是过早的接触到金钱跟权利，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华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这里。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华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华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华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华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华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

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华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强控制、强化极权。这种政治思想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中始终未有什么改变。但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限权分权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华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华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华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华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华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华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既未在华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华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

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华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华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性，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性，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秦王朝的统一模式，就是这种企图在华国第一次实施。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大地文化多样性的活力。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华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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