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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五章 入梦来6（第2页）

而看着面前缓缓漂浮的白色能量团，吴零的眼神中更加的冰冷，这些让普通人受益的东西，现在在他的眼中却是那么的危险，甚至比a级的超级强者还要危险。

而这样的事情，上面的那些大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对方依然来到了华国，并且使用了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也从中看出了那些大佬们的心狠。

华国官场的黑良心传统，莫过于文化性的专.制暴虐传统。历史上统治者人为制造的一切大的**灾难，诸如大屠杀、大饥荒、大规模的文字狱、迫害狂热等等。历来的统治者不但不以为是耻辱，而且将这些灾难视为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统治资源。因此，新的统治者往往从一开始就乐于制造一些这样的人为灾难。用这些灾难明确地告诉人民：一切灾难都记忆犹新，你们应该对现状心满意足。这是一种先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把你提到十七层，十六层的把戏。你应该为能呆在上面几层而感到幸福。因此，你们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感激涕淋，谢主隆恩。如果你们试图反抗，以前的灾难就是你们的榜样。华国的老百姓，就明确无误地生活在这样的恐吓之中。

在东方，连外民族的人，都知道这种恐吓的统治资源的重要性、有效性。因此就有了蒙.古帝国时的大屠杀。有了满族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就有了二战时期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对东瀛人相当了解的梁启超有一段话：“东瀛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以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反面注解。

唐太宗在完备科举制度以后。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我殻中矣”。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华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官场中，精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的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又例如太极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有些炉火纯青的官场人物，简直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烂熟于心，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权谋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基因进入了华国的权力文化中。

在传统的华国社会。官僚群体，是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群体。他们内部虽然充置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这种不分黑白对错。不讲是非曲直，没有道德评判，没有法理规则的“相护”。是一种重要的官场逻辑。

华国官场。形成了大量与民间逻辑相悖逆的逻辑。对皇帝的吹捧，官场中的相互吹捧。一切可以联系上、不能联系上的题材。都可以成为吹捧的题材。于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鼓噪总是不绝于耳。大量“盛世华章”、“盛世华衣”、“盛世华彩”、“盛世吉金”、“盛世华乐”、“龙飞九天”之类的肉麻词语被制造出来。一点可怜的、社会起码的进步。都成了因“天子圣明”而天降的祥瑞。罔顾事实，大而不当的吹捧吹嘘，无耻地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成为华国重要的官场文化，成为华国无时不有的风景线！

当前社会发生的体制性、制度性**，是以权力的滥用为标志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是权力空前恶性膨胀的基础。这个恶性膨胀的过程，官场文化的沉渣泛起，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华国只要保留了极权，不管是什么政治势力据有着极权，积淀深厚的**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形态，大量明规则，暗规则，大量陋习陋规。这种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上的严重异化。不但影响着官场人群，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对全社会起着无可估量的恶劣示范作用。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造假舞弊、急功近利、不顾后果，无不与这种主流社会的恶范作用有关。这种恶范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我们民族对权力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进入了一种空前的恶性循环。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

当前类似皇帝的强势政治人物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官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对权力由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独.裁逐步向条块分割的一把手独.裁转型。于是神州大地“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当前流行的一句广告词“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成了这种局面最准确的表达，这就是体制内的无序分权。这种分权是无情理也无法理程序可言的。正是这种体制内的无序分权现象使整个社会被一些大小寡头所把持，尽情地发展着**而使社会分权无法进行。

华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传统的官场文化能够沉渣泛起。变本加厉地“发场光大”的主要原因。官场精英在“揣摩”君上和揣摩时尚方面总是与时俱进，领风气之先的。因此官场风气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制度性、体制性**的恶性发展，使制度层面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话题。

当一个社会。统治的思想资源逐渐枯竭，体制走到了穷途末路，整个体制只有靠暴力和谎言支撑时。官场的潜规则逻辑被自说自话的演绎发展到极致，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流行。主流舆论甚至几乎全面被套话、假话、大话、空话、狠话所充置。这时便完成了从潜规则官场向潜规则政治的转型。这种社会靠潜规则政治维持的状态，使**风气对社会的侵蚀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当前这种历史时期的末世时代特征已经尽显。当此之时，除了进行全面深入的政治改革，社会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出路。

liumang文化，对华国权力文化系统曾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权力文化的一种支文化的存在，必然是受权力生态的影响而产生的。

华国经常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格局；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权力格局。给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参与权力争斗，提供了历史机会和历史舞台。没有边缘人群经常性地入主主流社会的历史过程，就没有liumang文化。

这是一种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这种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过程，不同于主流社会内部发生的取代过程。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大不相同。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准则，游戏规则，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从而这种文化杂交过程产生的文化变异不容忽视。又由于这种文化杂交曾在华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入主汉族社会产生过的文化杂交过程）其对华国权力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华国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论到liumang文化，涉及源流，不能不上溯到古代的游侠阶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道古代的游侠人物，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诚信而果敢，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共同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公孙接、田开疆、古治子、专诸、要离、聂政、荆柯等人，以及汉初的朱家、郭解之流，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在当时，这些边缘社会的优秀人物的人格力量。和主流社会的贵族精英，如战国的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流的人格力量相映成趣。田横及其门下五百士的死节事件，是最能反映出这种精神余绪的事件。可见那个时代，不管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善是社会时尚。在气度风范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只是因为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别罢了。

现在，只有社会还保持相对原始的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才保留了些许诚信忠直的风范。这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无奈和悲哀。但是随着制度性保证的出现和完善，这些人性真善美的品质，应该有一个全面的道德回归的过程。在华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个制度完善、道德回归的过程，尤其显得艰难而漫长。当然，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让我们仍回到本章的主题：“liumang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社会历史格局已一去不复返。从秦朝开始，通过汉以后的完善，华国进入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始终铁定不可更改。主流社会的人身依附色彩愈浓，权力争夺手段日益卑劣邪恶。欺骗麻醉与严刑峻法，互为表里的统治方法。这一切致使整个社会的社会正义风气日渐消弥。而主流社会的贵族气度，贵族风范则几乎消弥殆尽。在行为观念上的恶范作用。则日趋严重。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由于生存斗争的需要。更容易受到这种恶范作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游侠人物作为一个阶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游侠文化也逐渐被liumang文化所替代。原来边缘人群中的领袖人物，以他们的道德、智慧、意志的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突出于群体之上，成为相当大的人格感召力量。后来，却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劣，致使他们混身沾满了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恶习，且锻炼出一份特有的狡诈与虚伪。“及时雨宋江”的人格魅力已明显不如朱家、郭解之流。这就是liumang文化，源于游侠文化。却止于无赖文化的历史原因。

当然，并非说，华国已经完全不存在侠义人物和侠义人格了。至今华国社会上，仍然有独具激烈性情，敢于面对丑恶，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英雄人物。但是时至今日世态，他们的个人行为越来越难以唤起群体效应。从而也难免越来越带有堂吉诃德的色彩。更何况他们既难以参与进权力斗争。难以成为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且经常受到挫折和打击，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假如他们以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身份参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争斗，则其人格总是难免会由侠义人格转换为liumang人格。这又应了阿克顿的一句话：“权力容易使人败坏。”权力对人格的腐蚀性就是如此强烈！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社会历史机制。使华国社会容易出现缺乏理性的政治狂热。这是一把悬于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政治狂热之所以在华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如前所叙，是因为社会的危机积累机制。民间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弱势群体在受到主流社会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后，会产生一种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在个人状态下会表现为不讲对象的滥施报复；在群体状态下。在盼望“明主清官”屡屡失望后，就会转而盼望揭竿而起的英雄。盼望高举复仇旗帜以暴制暴的救世主。政.权的周期性更迭，使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几乎总是在周期性地期待这种渲泄性的“狂欢”。

如果说“每一个华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暴君”。这种表述方式未免太刻薄的话。那么，从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的角度看。华国人的专.制仇恨意识之强烈。嗜血的原始冲动及漠视生命的传统之深厚，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话是不无道理的。

《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两把板斧、不管对象、劈面砍去。“黑旋风”是不讲道理的风；是没有理智、缺乏理性的风，也就是liumang阶层刮起的旋风。是对**的主流社会的纯武器的批判，纯逆反的反应。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基本属于这个范畴。例如黄巢、张献忠之流，嗜杀成了他们的主要表演。就这样，华国的历史，周期性地上演着暴君的暴虐和暴民的暴虐。到了近代，义和团干脆成了腐朽愚昧的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变化着的世界的工具。暴君的暴虐，在这里以暴民暴虐的形式出现。到了现代的“文.革”时期，这种以暴民暴虐形式出现的暴君暴虐又上演了一回。全国城乡的民众，以至于上至国家主席的各级官员，许多遭到了“群众专政”毫不留情的迫害和虐杀！

这种以暴制暴的“暴烈革命”，是以专.制反对专.制的努力，收获的几乎必然是专.制。救世主实际上离恶魔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变成恶魔。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华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在权力争斗中取得胜利当上了皇帝。这些历史事实都大大地鼓励了边缘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参入权力争斗的信心。以后历朝历代的取代鼎革历史又在不断地增强这种**。一旦时机出现，这些精英往往不再安于附庸地位，而乐于参加问鼎的争斗。

华国历史上的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的争权斗争，俩人的表演过程是具有相当的象征和典型意义的。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和出身下层社会的刘邦各俱特色。项羽勇冠三军。以勇力著称，所以从一开始就占尽上风。而刘邦功于心计。后发制人。项羽有妇人之仁，不善于听取部下及谋士的意见，但基本上遵守游戏规则。刘邦则特别能隐藏自己的心机，待机而动。又能虚怀若谷，善于用人。当时的优秀人材，张良、萧何、韩信、曹参等莫不为其所用。刘邦为了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大目标。甚至能坚忍到，当项羽要烹煑其父亲时，竟能镇定到要求分一杯羹的地步。最后，项羽只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刘邦和项羽争权斗争的结果。是华国权力斗争历史的一个象征性结果。从反面映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从此，遵守道德准则，遵循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的“君子”。在权力争斗中将不敌无赖无行的小人。项羽基本上算是一个真君子。讲诚信，守规则。而刘邦则是一个集伪君子和真小人于一身的人。既虚伪，又无赖无行。这从他的一系列表演都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从他在夺得天下以后的那份志满意得，从他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的表演，无不得到证明。他其实没有道德操守。不守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不惜露出完全的liumang嘴脸。

有人说，项羽的自刎乌江，象征着华国最后一个真正的贵族。在精神和**上的消亡。因为从此，华国主流社会的诚信果毅，爱惜名誉胜于生命的风气逐步消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刘邦的为人，则可以用假仁假义、无赖无行来概括。从而树立了他华国第一位liumang皇帝的形象。从此。假仁假义、无赖无行一跃成为华国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的上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华国主流社会贵族气度，贵族风范的终结。

而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华国，这种终结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文明久远的大一统大国。它的主流社会，没有一部分精英人物，始终坚守着其人格的高尚，气度的优雅，是非评判的鲜明；没有人坚守惜名誉，重诚信，具有仁爱悲悯情怀；没有人保持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风范。反而让奴性、卑劣、欺诈、贪婪占了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部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而经常起着主导作用。则它的主流文化就必然会迷失健康发展的方向。

华国历史上的liumang皇帝，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他们出身低微，其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充置着阴谋诡计，背信欺诈，杀戮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物变成富有天下的皇帝的过程。这些开国皇帝的心情，是志满意得和生怕失去的心情，思维定式仍是不断争斗的定式。他们入主主流社会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目空一切。与文化修养上的先天性缺乏感形成的自卑交织着。

这些人往往没有对历史传承的依恋，却有着对权势威赫的痴迷。他们争取政.权的过程，利用了下层民众和战友们对原来的旧社会的仇恨。进行过同仇敌忾，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曾提出过大量煽动、蛊惑人心的口号。其中包括许多夺取政.权后不能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但地位改变以后，他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保持自己绝对权力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决定了他文化情绪上的矛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圣贤盗贼之性，兼而有之”的皇帝。其实这种定性，仍然是一种立足于儒教立场的定性。他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残暴、专横、卑劣、多疑、嗜杀、寡恩兼而有之的性格。骨子里就是一个liumang、盗贼、暴君人格组成的多重人格。

正是一些这样的人物，对华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种破坏，从文化学上定义，可以定名为反文化运动。当然这种反文化运动，不只是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才会发生，它在其它民族文化的入侵时也会发生。例如华国的第一次大的反文化运动，就发生于边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社会的秦朝。以焚书坑儒行动而达到了反文化的**

但是，社会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入主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反文化运动，不同于异族入侵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它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原来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也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原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这种反文化的浪潮有强有弱，有大有小，程度不一，表现不一。例如：朱元璋保留了崇奉孔子的儒教的地位。却把儒家思想第二奠基人孟子的神位，移出了作为儒教殿堂的孔庙。又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可以扫荡包括孔孟儒教在内的一切其他宗.教，一概斥之为妖孽，而只保留其拜上帝教的地位。可以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可以禁止太平军中的夫妻过性生活，以显示其权威及对原有秩序的轻蔑。

一个艺术家，如果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这可以理解为是表白自己的不守成法、不遵旧章。是努力寻求艺术上新突破的宣言。一个政治领袖。如果面对世界媒体，公开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则恰恰是泄露了他处于权力顶峰上的志满意得心情。以及其心目中完全无法律约束，无行为规范，无游戏规则，无道德准则，只有任性胡为的内心世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必然是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以文化革命为表象，权力斗争为实质，最典型的一场反文化运动。华国历史上这种不断出现，只是程度不同的反文化运动，导致了华国历史文化流传无序的割裂感。导致了华国人民在观念形态，规则规范上的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华国社会经常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顽固发展着的是权力文化！

liumang文化，绝非简单地表现为社会底层某些人群的无赖无行。有时它会随着边缘人群的群体性入主主流社会而登堂入室，恶性暴发。有的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文化的主导部分。当由蛊惑而产生的理想色彩彻底破灭以后，权力、金钱会成为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无知、无耻、无所顾忌，可以成为恃仗的本钱与资源。一切世间邪恶、罪孽、非道德的手段，均可成为武器。以玩弄小聪明得逞于一时为得计。明确地露出“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气势。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任何可怕后果。于是，自以为就这样便可以让弱者永远接受他的统治与欺凌。就可以让强者畏惧、顾虑他的卑劣。正是这样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丑恶、罪孽在社会公开层面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公然挑战正义。就这样，在京中公然有人以作家身份，拿出一付泼皮嘴脸用所写书名宣言：“我是liumang我怕谁？”

这种宣言，明确地昭示着liumang文化的主导地位。华国人历来揣摩、意会、窥测形势的能力特别强。于是全社会各个层次的liumang行径便大行其道。道德准则，游戏规则，在权力场、利益场中的某些人心目里，便形同虚设。这就是当前社会越来越走向失范社会的重要原因。liumang文化，作为权力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之深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侵蚀之严重，由此可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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