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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玩《经》下之释，则四《传》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谓专门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论矣。观皋《自序》，称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传》为宗。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时措时宜，於义不同而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称学者宜熟玩程《传》均无一字及安国。盖其师之学本出於程子，特以程《传》未有成书，而胡《传》，方为当代所传习，故取与三《传》并论之。

统核全书，其大旨可以概见，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胡传》为经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书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首为《总例》，凡分七纲、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纪二例，澄所创作。馀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袭。然澄非蹈袭人书者，盖澄之学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於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至於《经》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经》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於体例殊为未协。盖澄於诸经率皆有所点窜，不独《春秋》为然。读是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鋟木，湛若水序之。岁久散佚，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自云“未见其书”，又云“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是朱彝尊《经义考》之注“存”，亦仅一睹。此本为两淮所采进，殆即传写陆氏本欤？久微而著，固亦可宝之笈矣。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齐履谦撰。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传。

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前有《自序》，谓今之《春秋》，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自三《传》专言褒贬，於诸国分合与《春秋》所以为《春秋》，概未之及。故叙类此书，以备诸家之阙。凡二十有二篇，首鲁、次周、次宋、次齐、次晋、次卫、次蔡、次陈、次郑、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许、次宿、次楚、次吴。自内鲁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为次。其入春秋后降爵者，则随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吴以僣王殿焉。《目录》谓此皆国史具在，圣人据以作《春秋》者。又以诸小国、诸亡国釐为二篇，附录於末。《目录》谓此无国史，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皆先於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盖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案《春秋》如不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不从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此盖掇拾杂说，不考正经。且鲁史不纪周年，内鲁可也。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虽微加於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於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并《经》有明文。履谦漏此二条，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谓诸国皆僣称公，惟蔡仍旧章。反引《左传》为证，殊为疏舛。

又《经》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无疑义。

《穀梁》“传疑故志之”之说，已为不核事实。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尤为乖谬。以其排比《经》文，颇易寻览，所论亦时有可采，故录存之。吴澄《序》称其缕数旁通，务合书法。间或求之太过，要之不苟为言。盖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辞矣。

△《春秋本义》·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官国子助教，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

《左传》事迹，即参错於众说之中，体例颇为糅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故所徵引，大抵孙复以后之说。往往缴绕支离，横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贬。如《经》书“纪履緰来逆女”、“伯姬归于纪”，此自直书其事，旧无褒贬。端学必谓履緰非命卿，纪不当使来迎，鲁亦不当听其迎。夫履緰为命卿，固无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据乎？纪叔姬之归酅，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归於夫族。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酅，斯已刻矣，乃复诬以失节於纪季。此又何所据乎？至於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如《经》曰：“楚子麇卒”，而《传》曰“遇弑”之类耳。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春秋或问》·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既辑《春秋本义》，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书。盖与《本义》相辅而行者也。其中最纰缪者，莫过於坚执周用夏正一条。

反覆引譬，至於一万馀言，无一不郢书燕说。甚至於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亦谓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书，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於支离轇轕，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

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於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是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颣。

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於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仝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於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於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阙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於《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谳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於《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於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谳”

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举於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成编。

《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

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

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於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於《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於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於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於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是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稾，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於汸，犹汸书也。

汸《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馀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馀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於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朱彝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汸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旨。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

△《春秋属辞》·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於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著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其说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汸《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曰：“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

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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