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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水，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非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70年代，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7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联播，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1975年底或1976年初时候，新闻里播送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文章，索菲亚罗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当即对着收音机里的那一篇社论撒了一泡尿。这种有失文明教养的行为，在它短暂的成长史中从未发生过，它在我家里从小就不随地大小便。所以那一次它的行为，令我们全家无比惊诧。但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似乎都十分理解它的不高兴，我父亲还说了一句，“连狗都不爱听。”结果，索菲亚罗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二：一只眼睛的奶奶（3）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它故技重演。那是在1976年清明前后，收音机里正在非常严肃地播送人民日报社评论员关于“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这一次，索菲亚罗兰不等新闻联播结束，就又冲着收音机撒了一大泡尿。　　索菲亚罗兰不喜欢我父母闹别扭，如果他（她）们长时间互不理睬，它就会分别去拽他（她）们的衣袖，往一起拉，晚上睡觉前，它就会把我父母的睡衣叼到一块去。如果，他（她）们争吵，它就呜呜地哭起来，以此来打断他（她）们的战局。　　表面上索菲亚罗兰做着不偏不倚的理解、统战工作，实际上它心中非常有数，倾向性非常明确，它是我和母亲的忠诚的同盟。　　父亲当然早已察觉这一点，但一直容忍着它，等待时机。我父亲与索菲亚罗兰之间的战斗，其实早已在暗中默默地酝酿，这种无声又无形的较量早已心照不宣地存在着。　　这种关系有点像中国的官场——战斗在静水之下激烈地涌动、展开。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在家中选择一只狗做为他使用这一种高级战斗方式的对手。他对母亲、奶奶和我，从来都是表里如一，明暗一致，没有桌子上边的简单动作与桌子下边的高难动作之分。对我们，他的愤怒都写在脸上。当然，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在性别的生理优势上（父亲的身材非常之高大强悍），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但是，通过父亲对索菲亚罗兰的藏而不露的含蓄或者收敛的态度，也使长大之后的我反省出来另外一个原因：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　　在这一点上，一个家庭与一个国家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而索菲亚罗兰不，它貌似服从，那是因为它不会说话，它的不动声色决不是退让，它是用一种无声消极态度，表达了它的积极的参与意识。这种内在的外人不易察觉的抵触和较量，父亲和索菲亚罗兰心里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时机不到，他们都按兵不动罢了。　　另外一个使长大之后的我想到的问题是，他们都是同一性别，父亲是一个男性气质十足的男人，索菲亚罗兰是一只公狗。我们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　　但是，索菲亚罗兰与我父亲的矛盾，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地爆发出来了。　　有一次，我父母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大概涉及到另外一个男人。父亲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那一次他的火发得特别大，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母亲也不再示弱，坚持自己的态度，认为我父亲的一切猜测都是无事生非，捕风捉影，都是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我父亲气急败坏，一挥手就把我母亲的眼镜掀掉了。　　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观战和忍耐之后，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一腔愤怒，冲着我父亲的脸孔吼了一声，一个蹿跳飞迎上去，并举起它的左前爪，送给我父亲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　　我父亲先是愣住，这种情形的发生对于他的权威地位来说是始料未及的。然后，他才弯下腰，满地摸着自己的眼镜。待他戴上破碎的眼镜直起身来的时候，索菲亚罗兰不幸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它被永远地驱逐离开我家，成为了一只野狗。　　我这时候，想起索菲亚罗兰，是因为现在轮到奶奶也要离开我家了。我想，奶奶肯定也是犯了类似于索菲亚罗兰的错误。　　我走进家门时，看见奶奶正在用她那一只眼睛流着眼泪。她坐在床沿上，灰白的头发光溜溜地盘着，像羽毛一样自尊而光洁，那个圆圆的发簪用一个黑色的网罩兜住，绾在脑后。青色的中式棉布袄干净得无一丝皱痕，衣襟襻斜着流畅下来。她的身边是一个不大的包裹，用土蓝色的棉花包裹皮松松地一系，也放在床沿，很像一张静物写生画。

二：一只眼睛的奶奶（4）

父亲坐在里间书房硕大的藤椅里，宽大的脊背像一座山，他背朝着我们，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实际上我根本没打算看他，因为我本能地恐惧他的愤怒，避之惟恐不及。我是从走廊一闪而过时，用余光瞥到他的身影的。　　我朝奶奶走过去，站到她的面前。她搂着我又哭了一会儿，就说，“拗拗，快换衣服吧，看都淋湿了。”　　她起身，从衣柜里取出一身干净的衣服，又打算帮我擦掉脸上、身上的雨水，然后换上干衣服。洗脸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所以我一再拒绝奶奶要帮我洗的愿望。我磨磨蹭蹭洗了又洗，洗了好长时间，感觉到奶奶就在我身前身后忙着，好像是专门等着我回家为我换衣服。　　当我终于止住眼泪，洗完了脸，换上干净衣服后，奶奶忙了一阵子的双手忽然垂了下来，像两只被大风折而未断的残树枝，撅掉也不是，连接又连不上，只好空空地垂着。　　然后，她叹了一声，只说了句：“那，我这就走吧。”　　说完，她并没有动身，依然站在原地不知再做点什么。　　我很怕分手的场面，集体伤感的镜头像瘟疫一样，总使我想立刻脱身逃避。　　忽然，我一个转身，拿起奶奶的包裹就往门外走。　　走出家门后隔了一会儿，我才听到母亲和奶奶在后边跟了出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实际上，我很怕听到，也不想回头看她们，因为那样我的眼泪就会再一次流淌出来，而且我预感，它一旦流出来，就再也难以止住了。而这样是我所不愿意的，这将是多么地无用、多么地令我难堪啊！　　我努力分散并转移着自己的注意力，我东看西看，想发现点什么吸引我的事物。但这一次，我没能成功，我始终没有从分离在即这一种悲伤的情调里挣脱出来。　　走到大门口了，我站住，等着母亲和奶奶过来。随着她们的脚步声的走近，我忽然觉得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声音。我心里有一种发颤的感觉，非常酸。我很不希望自己在最后分手的时候，把这种发酸的情调张扬、膨胀起来，所以我对自己感到生气。　　这时候，我忽然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了一个转折的方向和出口——那就是生气！对，应该生气！我很生气！　　奶奶已经过来了，她和母亲并肩站立在院子门口。　　雨后的路面水淋淋的，路边下水道的排水口处哗哗啦啦响着，墙根底下到处是飘落的树叶和花瓣，花瓣上的水珠闪闪发亮，空气里弥散着浓郁的花粉气味。　　奶奶把钥匙交给母亲，然后就转身搂住我的肩，想说什么。　　树木一动不动，仿佛也在安静地等候她说最后的什么话。　　这时，从我的嗓子里面正在慢慢酝酿、升起抽泣的声音，那声音就要抵达我的喉咙口了。于是，我不等她开口，就像是要急着赶回家办什么事似的，匆匆忙忙地并且怀着一股莫名的仇恨，说：“奶奶，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接你回来。我让他走。我要报仇！”　　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跑了。　　“他”，当然是指我父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我是带菌者（1）

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　　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　　大雨过后，出现了几天阴冷天气。我低垂眼帘，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过往来去的行人都比我高大。我无心翘首远眺路口外边的景观，去上学使我心里压力重重。　　一个疯子朝我走来，他冲我发笑，干枯的身躯如一把柴火，在嗷嗷尖叫的小风里飘摇。他盯住我的脸孔，快乐地笑，仿佛他正在通往幸福天堂的大道上走着。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是个疯子，但我把他当成了疯子。街上除了发疯的人，谁还会对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发笑呢？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行为力量的小女孩儿笑呢？　　他从我身边如一束快乐的火苗窜过去。我站住，转身，恋恋不舍地看他的背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拐弯消失，我的目光被街角的墙壁折断。　　小学校里云低雾沉，仿佛到处都是青烟缠绕。今天，T老师要给全班同学分配课外学习小组。我疾步向教室跑去。　　T老师已经在教室里了，他在课桌之间的缝隙来来回回地走着。还没有响上课铃，但教室里的同学已一个个坐得笔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严阵以待。　　一走进教室，我便听到了T先生的气管炎发作了，喉咙里像有一只哨子嘶嘶啦啦叫着。这是一种标志，是某种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征兆。　　有一次，那是我在读四年级的学期末，T先生正要向我们宣布有人考试作弊这一卑鄙恶劣的行径时，教室里一片肃穆、安静。这时，只听见一阵细微而尖厉的哨声忽忽悠悠浮动在教室的上空。T先生大叫一声：“是谁在吹哨子？”　　大家呆呆地谛听了一会儿，发现那怪怪的嘶鸣声正是从T的喉咙里发出的，就都把头埋下，偷偷地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T先生似乎也发现了那声音的来源，就清了清嗓子，恼羞成怒地说：“笑什么笑，这是中国历史强加于我的残酷的纪念！你们哪里懂得。”　　从T先生几年里对我们有一无二、断断连连的只言片语的牢骚中，我知道了他是老三届的知青。1966年他做为一个倒台的高干子弟的叛逆者的形象，成为了一名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一扎根就是八年，直到1974年他父亲平反，他才终于得以返城。于是，他父亲在平反后的第九天，忽然暴死去世，家道从此衰败。　　T在向我们提到这些时，一脸气咻咻的倒霉样，满腹的怀才不遇。　　有关T的私人历史，有些是T在当时透露给我们的。而对于他这个人的心理背景，则是由于当时他与我发生了某种奇怪而混乱的私人关系，在这之后的许多年，我自己体会到的。　　那一天，我走进教室后，蹑手蹑脚坐到自己的位子里。然后东看看西望望。　　我的同桌小声而神秘地告诉我，“我们当中有人偷了别人的钱。”　　我身后的同学立刻小声反驳，“不是，是有人在厕所写了反动标语。”　　我的心咚咚咚狂跳起来。　　T老师像动物园里的红狼，愤怒但不失冷静地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来回回地走。他的警觉的目光钉子似的闪着凉气，从我们的脸孔上划来划去，仿佛目光能够由表及里地渗透到我们的心里，他可以从外表就能窥视到内部的秘密。我不知道是因为心跳得太快，使我出现了错觉，还是那划来划去的“钉子”果真扎破了我的脸颊，我只觉得脸上的血已经流了出来，像抹了一层辣椒一样烫。　　千万不要脸红啊，你什么也没有做！我对自己说。　　“现在，”T先生终于说话了，“我们当中有人在底下传阅人体图片，那种专门展示男女私部的图片。”　　啊，谢天谢地，不是偷钱也不是反动标语。可是，私部，私部是哪儿？　　T先生在说到“私部”时，语调很特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好像这个词被涂满磷粉，被T先生一掠而过的声音的火花碰燃，使这个词从一串连贯的句子里跳跃出来，火柴头似的燃烧了一会儿。

三：我是带菌者（2）

从他的语气，我看出私部这地方是非同寻常的部位，我想，私部大概就是指“那种”地方。这么一想。我的脸又莫名其妙地烫起来。真不知道我的脸为什么这么不听我的话。　　“倪拗拗，站起来！”T先生在叫，“说说你为什么脸红？”　　他的这一声质疑，再一次把我推向更为极端的孤立，很多人像躲开瘟疫一样躲开我，我成了一个“带菌者”。　　放学后，T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判作业，让我站在一边反省。　　后来，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全都离开了，T先生终于停下手里舞动的红水笔。　　“说说吧，”T先生的语调尽量放得柔和，看得出他并不想继续跟我过不去，他说，“你为什么脸红？”　　我清了清嗓子，想了一下。　　由于T先生首先做出来平和姿态，所以我打算放弃全盘的对抗情绪，而进入半抵触状态。　　我说，“这件事的确与我无关。我没有看到过那些图片，不知道上边都画了什么。”　　“画了人体的私部。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脸红？”　　私部这个词又出现了，我再一次感觉到这个词在T先生的嘴里仿佛很烫，像含着一颗刚刚从沸水里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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