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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部分（第1页）

他们（目前他们正被受控制的新闻媒介错误导向）；（2　）把情况立即告诉政府的领导人。

一周后，国际石油公司的总裁们到了华盛顿，来到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概括地通报了费萨尔的警告，“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否则，将要丧失一切。”他们赢得聚精会神的听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说法。政府官员承认问题是肯定有的。但是，依照石油公司代表所说的，他们也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即任何激烈的行动都是迫在眉睫的，或者防止这种事态发生的办法都将不同于现在已进行的办法”。政府官员说，沙特人过去曾面对过比纳赛尔大得多的压力，那时他们“处理得很好，现在应该同样处理得很好”。在华盛顿，石油企业家被告之，总而言之，短期内美国在任何情况下，已难能再做些什么。“有人相信”，国王“在喊着狼来了，但除了他想象中的狼，实际上狼并不存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国王在日内瓦会见时发表的意见是对“国内消费”而言的——对这一点，一位石油公司的总裁尖锐地回答说，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是从“国内”去的。

三家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都公开要求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克森公司前负责中东业务的退休董事霍华德。佩奇也公开提出同样的要求。费萨尔国王突然表示可以接见美国的新闻界，尽管它们被认为是“受到控制的”，热切地作出了回答。国王立即受到《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新闻周刊》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他对各家的采访发表了相同的讲话。“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没有向美国限制出口的想法，”他告诉美国电视记者，但是“美国全盘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反对阿拉伯，使得向美国继续供应石油，甚至与美国保持友谊都非常困难”。

神经不安的领导人

在1973年6　月，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加利福尼亚圣克莱门特他的庄园里接待参加最高级会谈的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最后一晚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已要就寝的时候，发生了出乎意外的一些事。表现焦虑的勃列日涅夫涸不安而难以入眠。他突然要求与尼克松作计划外的会见。这样做，尽管明显不合外交礼仪，特工人员还是叫醒了尼克松。尽管总统怀有猜疑，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书房接见了勃列日涅夫。时已子夜，从书房外眺，太平洋上一片漆黑。在一小火炉前，会见持续了三个小时。勃列日涅夫以不加修饰、激动的语言表明，中东正具有爆炸性月B　里很快会发生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在外交上要有新的首创性。勃列日涅夫通报情况说，即使不太具体，一般来说，有关萨达特和阿萨德的意图，苏联是知道一些情况的——毕竟他们在供应着武器——而这一后果将威胁到苏美双方新的“缓和关系”。但是，尼克松和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认为，勃列日涅夫不可思议的外交手段是迫使按照苏联的条件来解决中东问题，只是加重分量的一个手法，并非真正的警告，因而未予置理。

在1973年8　月23日，萨达特作了一次未经宣布的利雅得之行，去见费萨尔国王。埃及人现有重大消息。他告诉国王，他正在考虑要与以色列开战。战争将首先发动突然袭击，他需要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和合作。他获得了允诺。费萨尔提出，他答应为萨达特的武库提供五亿美元的资助；而且，国王保证他会使用石油武器的。“但是，要给我们时间，”据报道国王补充了这一意见。“在进行仅两三天就停止的战争中，我们不需要使用石油作为武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进行相当长时间能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争。”

萨达特的计划对费萨尔的影响非常明显，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亚马尼在8　月27日告诉阿美石油公司的总裁，国王突然询问起阿美石油公司的详细情况、定期生产报告，扩展计划和缩减生产对消费国——尤其对美国的后果影响。问题的着眼点，是国王询问假使阿美石油公司生产每日减少二百万桶，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完全是新出现的现象，”亚马尼解释说，“国王从来没有为这种细节操过心。”

亚马尼发出警告。他说，在美国，由基辛格领导的一批人在有关沙特阿拉伯意向的严重性上，“正把尼克松引向歧途。为此，国王一直在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公开讲话，旨在消除美国可能存在的怀疑。任何了解我们的政体和它如何工作的人都理解，只有一个人，即国王，才能作出限制生产的决定；而且，他在作出决定时毋须征询任何人的意见。”亚马尼继续说，国王“百分之百地决心要影响美国改变政策，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石油武器。国王感到他个人有义务要尽一些力，他知道石油在现在是一项有效的武器”。亚马尼又说，“加之，国王还经常受着阿拉伯的舆论和阿拉伯领导人尤其是萨达特施加的压力。他正在失却耐心。”亚马尼又补充了另一个细节，说国王现在常常处于神经十分不安的状态。

1973年9月：“压力波及四面八方”

到1973年9　月，有关石油供应的可靠性和能源危机日益迫近的谈论已不胫而走。石油杂志《中东经济研究》用大字标题登出“在石油舞台上：压力波及四面八方”。在同一个月里，国际大石油公司正和尼克松政府部门讨论着它们共同担心的事，利比亚可能会停止这些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过一再争论，尼克松政府决定对国内供应紧张的某些石油产品实行强制性分配。

费萨尔国王对石油公司的总裁们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简明地表示拒绝承担责任，将有助于避免使用石油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过这样的表态。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向以色列电视记者表示：“尽管我们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和以色列的利益是平行不悖的，但美国的利益同以色列国家并非是同义词；而且，就美国的利益范围来说，它超出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受人关切的问题，例如能源问题，在当前形势下是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只有鲁莽的傻瓜才不相信这一点。”接着，他被问及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譬如说在八十年代，利用石油作为反对美国的政治武器。“我不是洞察一切并能预言未来的人，”西斯科回答说，“但在阿拉伯世界明显存在竭力主张把石油和政治连结在一起的呼声。”

甚至更高级的美国政府人士也有过拒绝为以色列承担责任的表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被问及阿拉伯人是否会“把石油当作棍棒来使用，强行改变中东政策”。总统回答说，“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所有石油消费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可能受到影响。尼克松说，“如果你真的被它击倒，那我们大家就都成了同一囊中物了。”接着，他对双方——包括以色列在内，走向死胡同的态度进行了谴责。“以色列简直就不肯等待纷争的解决，而阿拉伯人也不肯等待中东纷争的解决。双方都有错。双方都需要开始谈判。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顺利地进行谈判，其收获之一将可能减少石油的压力。”

所有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感受着石油的压力。在德国，波恩政府最终在9　月份公布了它的第一个能源计划，其中心很大部分在石油供应的可靠性上。领导提出该项计划的是国务秘书乌尔夫。兰茨克。当美国在1968年向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警告，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正在消失时，就已引发了兰茨克自己的忧虑。他在后来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起动点。从此以后，我一直在设法转变德国的能源政策。问题不再是如何解决我们的煤炭问题，而是如何把石油供应的可靠性问题纳入我们的政策。这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事情。我为取得充分根据来说服那些在政治信念上是那么根深蒂固地认为不存在能源供应问题的人们，已花了五年时间。”

在日本，在同样焦虑不安的9　月，通商产业省新成立的资源能源厅发表了一份有关能源问题的白皮书，其中述及石油供应总的不稳定形势，并强调必须制定措施以应付不测事件。这是由于近些年来令人担忧的事情愈趋加重的缘故，或者由于日本石油需求的疯狂增长意味着日本的依赖性和易受打击性也愈趋加深的缘故。国家的大部分石油是由国际石油公司直接或间接供应的。无论政府官方或企业界人士都能觉察到，石油的控制权在迅速从石油公司转移到石油输出国。1973年9　月的白皮书率直地说，“迄今由国际石油公司掌管的石油管理体系已经崩溃了。”因此，对日本来说，这一情况意味着“在六十年代对国际石油问题的被动反应，已再不容许日本这样做了”。

在那时候，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新的动向。在这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牢固地系定在美日同盟关系上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资源外交”，旨在按照保证石油供应的要求来重新确定日本的外交政策。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后为日本首相），他主张“日本要以竞争的态度来奉行自己的独立方针，这是不可避免的。盲目追随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美国，我们已不应再那样盲目地追随。在1973年6　月，中曾根康弘就已要求制订“站在石油生产国一边的”新资源政策。到这时，日本的一些有关各界已在经常议论对能源危机的担忧。在去冬，已经发生过煤油和汽油的短缺；现在，1973年夏季期间，同美国一样，出现有电压降低的迹象。至少在来访者看来，日本的政策制订者凡是关心能源问题的，几乎都读过詹姆斯。埃金斯的文章“石油危机：狼一定要来了”，而已接受了文章的看法。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9　月26日，首相田中角荣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关于能源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危机将在今后十年里发生。”

但时间毋宁说是十天。因为就在此刻，萨达特正着手为发动战争进行他的读时计算。

再没有事情需要进一步谈判

1973年9　月中旬，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要求与国际石油公司订立一个新的协议。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协议均已失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决意要为自己夺取石油公司正从市场价格上涨中赚得的、被他们称之为“横财的利润”。石油公司的代表应召来到维也纳，于10月8　日与亚马尼为首的小组会谈。

为了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会议谈判，石油公司还得再次获得司法部的业务检查许可证，证明它们不违犯反托拉斯法。石油公司的联合律师、德高望重的约翰。麦克洛伊在9　月ZI日向华盛顿当局提出批准上述许可证的要求，同时，全力以赴地不仅在公司和司法部之间，而且在持怀疑态度的司法部和发愁的国务院之间进行折冲斡旋。在一次与司法部的激烈会谈中，麦克洛伊援引了过去的司法部部长，追溯到罗伯特。肯尼迪，他就曾批准过国际石油公司在涉及外交事务的困难问题上制订共同的策略。“假如司法部不予许可，”他说，“司法部将对国际石油公司被逐个瞄准击倒负有责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提出争辩，“为继续遏制反复无常的阿拉伯世界，行业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司法部的代言人引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位教授写的书中，几乎没有论及和眼前政治危机有关的情况，他们坚持认为油价上升是由于一体化的大石油公司在策划，而不是由于市场的条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这些条件所造成。贾米森瞪着眼睛直表示怀疑。但是，最后在10月5　日，即维也纳会议预定召开的前三天，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才勉强发给麦克洛伊的当事人需要联合参加会议的许可证。

虽然在前不久的春季，华盛顿曾担心过中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到夏季，这种担心已经消除。好几个月来，美国的情报部门多半已不再考虑有发生战争的迹象。因为在道理上讲不通：以色列既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也不可能像1967年那样敢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以色列在军事上被认为是具有优势的，阿拉伯人想要发动战争，将在战争中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样做也是显然不合理的。以色列的生存一直在危险之中，而它也始终不考虑会发生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形势的看法。

但有一个不同于共同看法的例外意见。在9　月底，国家安全局报告说，突然加剧的军事活动征象显示中东很可能在近期内发生战争。可惜这一警告未被注意。10月5　日，苏联人突然将家属空运撤离叙利亚和埃及。这一行动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也未被置理。中央情报局在当天向白宫提供的分析报告说：“出现的军事准备行动并不表明任何一方有发动战争的意图。”10月5　日午后5　时30分，以色列送给白宫的最后预测说：“我们考虑，由（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军队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代表整个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备委员会观察检查了形势的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宣称战争未必可能。

在同一天，华盛顿时间还在下午，但中东已是晚间时候。这时，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严肃的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已经开始。在利雅得，去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成员登上了他们去维也纳的喷气机。他们还利用在机上的时间集中研究了有关石油市场内部诸因素的记录资料——诸如价格、通货膨胀、石油公司的利润和比重级差等问题。代表们只是在10月6　日抵达维也纳时才知道一件惊人的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美国东海岸时间是早晨，美国的高级官员和石油公司的总裁们醒来时才知道，中东已在进行战争。

战事的爆发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当中引起了大骚动。当国际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来到会场参加谈判时，他们发现阿拉伯代表正兴高采烈地传阅着报纸的文章和照片。毫无疑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至少感受到支持和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是战场上的赢家。至于国际石油商这一方，除了神情不安外，不可能有什么表现。不仅在商议价格问题时他们处于防御地位，而且，阿拉伯人会随时使用某种形式的石油武器。伊朗的石油大臣注意到石油商们“有点儿恐慌”。他还更深地觉察到“他们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

正当战火在中东熊熊燃起的时候，在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让牌价增加15％，约为每桶四十五美分多一些。这对石油输出国来说是完全不够的，对此感到可笑。他们要求增加100　％，即再加三美元。差距真是太大了。由埃克森公司的乔治。皮尔西和壳牌公司的安德烈。贝纳德率领的国际石油公司谈判小组在未同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商量之前无法作答。他们还能继续谈判下去吗？下一次在谈判桌上他们又能作出怎样的新开价呢？伦敦和纽约传来了决定性的答复，主要精神是“不要出价”，至少在目前如此。差距是如此之大，致使石油公司不敢在未先征询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意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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