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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的美国使馆。之后，这些文件将由外交信使乘飞机送往国家安全局。但有些港口附近没有美国外交机构，如肯尼亚的蒙巴萨。这时，就得由船员乘飞机把材料送到内罗毕，因为内罗毕是距离最近的美国使馆。令国家安全局深感忧虑的是，这些船员没有外交豁免权，所以那些文件袋有可能会被海关官员打开或没收，而这样一来，海关官员就会了解到他们的国家政府的秘密情报。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某些敏感材料的泄露有可能使美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

在“巴尔德斯”号沿非洲海岸缓缓航行的过程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以及俄语的语言专家们就对这片处于混乱中的大陆进行窃听。在坦桑尼亚波涛汹涌的印度洋海岸，监听员们小心地转动着旋钮，希望能捕捉到达累斯萨拉姆与哈瓦那之间的通讯信号。1965年4　月，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头戴橄榄绿贝雷帽，嘴里叼着雪茄，在一队游击队战士的护卫下悄悄抵达刚果。当时，被暗杀的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支持者们正在展开一场斗争，反对约瑟夫一德兹利。蒙博托以及支持他的美国人和比利时人。格瓦拉认为这场斗争是全世界反帝革命的继续。他们来刚果的目的是对这一斗争提供支持井指导这里的游击战。

监听员们知道，达累斯萨拉姆是这些游击队的通讯中心；他们从这里收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指令，然后将其发送到密林深处的游击队基地。格瓦拉也通过这条线路报告他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提供给养的请求。每天7　点、8　点和23点，格瓦拉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就要与位于基戈马密林的游击队进行联系。

不过，格瓦拉也意识到了无线电台的粗心或过于频繁的使用所带来的危险。他曾对一名报务员提出警告说：“在我看来，一天三次与古巴进行通讯联系，一天两次与达累斯萨拉姆联系显得太多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无法保持通讯畅通了，因为我们的汽油会用光，密码随时有可能被破译；况且飞机可能也会确定我们基地的方位。除了技术条件外，我建议你研究一下，对于重要情报是否可能每天一次在固定时间与基戈马进行联系，每两三天与达累斯萨拉姆联系一次。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汽油。报务员要在夜间发报，而且无线电台要有预防空袭的措施。

我觉得你提出的使用短波的建议很好，这样一来，使用的密码既简单又可以经常变化。“

尽管有格瓦拉的警告，但他收到和发出的信号还是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巴尔德斯”号编织的罗网之中。

就这样，小小的“巴尔德斯”号监控着一片辽阔的大陆。随后，一艘类似于“牛津”号的大型移动监听站也加入了进来。这艘名为“自由”号的船只与“巴尔德斯”号一样，在二战期间身经百战；此外，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它也功勋卓著，曾18次单枪匹马往返于太平洋海域，向正在那里作战的美国军队运送物资。这艘船的船身已是锈迹斑斑破旧不堪了。这样，在1958年终于被弃置于海军的废料场里。

然而5　年之后的冷战时期，这艘船又被重新征召服役，并装配了4　挺0　石英寸口径的机关枪，船头2　挺，船尾2　挺。事实表明，它所投人的下一次战争最为惨烈。

当“巴尔德斯”号在非洲东海岸缓慢航行的时候，“自由”号也正在非洲的西海岸活动；它的45根天线时刻接收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在刚果河河口附近的平静海面上缓缓航行时，监听员们看到有大量的碎片和瓦砾被冲到海里。一名船员说：“‘自由’号上的船员们觉得他们会看到有尸体漂上来，因为这里死人的事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由于有几十英里的海洋把他们与危险的河岸隔开，所以船员们感到他们的位置还算安全。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

像每天早上一样，博比。林格到了餐厅，迅速地吃了早饭，然后到甲板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再过几分钟就要集合了。但是几个小时后，一阵巨痛使他无法站立起来。随船医生认定林格得的是阑尾炎，需要立刻动手术。但在手术之前先得使用麻醉剂。当麻药一点点地从注射器里进入他的体内时，林格却开始猛烈的扭动着身体。如果麻醉剂不起作用，那么手术就没法做。

在“自由”号与大西洋舰队指挥部取得了紧急联系后，最后认为只有一种办法能救林格的命：必须把他送到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不要与蒙博托的“刚果”混淆），将有美国海军的飞机等候在那里将他送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医院。

但这就意味着“自由”号得朝着危险的刚果河的上游航行，深人到他们一直在窃听的疯狂地带。对于这艘满载间谍的船来说，这将是一段凶险的航程。

“自由”号的船长丹尼尔。维兰德命船驶向宽阔的刚果河河口。约瑟夫。康拉德这样写道：“它就像是一条伸展开蟋曲身体的蛇，头在水里，尾巴消失在土地的深处。”尽管维兰德掌握的这条河的图标已经陈旧过时，但他敢肯定，如果他们的船靠近这条河道的中心，船就不会搁浅或触礁。当浩瀚的大西洋被甩在了身后，苍翠的海岸合上了，就像一把绿色的铁钳越来越近。当这艘死气沉沉的灰色船只如同一个笨拙的游客消失在非洲大地时，生命的痕迹便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涌来。在这里，几十条用巨大的硬木树干凿成的独木舟在水面上跳跃着随波而动。在那些大一点的平底船上，商人们兜售着乌龟、编幅以及成筐的各种虫子。在远处有一条双层“顶推船”，推着五六只驳船。这些驳船上挤满了人，总共差不多有5000人，就像是一座漂浮着的城市。这条“顶推船”的目的地是斯坦利维尔，要抗蜒1200英里进入密林深处。

当“自由”号到达布拉柴维尔时已经是深夜了。维兰德船长关闭了发动机。抛了错以后，船员们迅速地放好了紧急扶梯，然后轻轻地把林格抬下来送上了一条小船；小船把他接到岸上后又送上了正在那里等候的飞机。

当紧张的气氛过去后，船员们立刻意识到在此停泊并非易事。在他们的船头四周正聚集起来越来越多的小船和驳船。很快，这些船只就成了一种障碍。河的对岸，与布拉柴维尔相对，就是利奥波德维尔，它是另一个刚果，也就是蒙博托的刚果的首都。多年来，布拉柴维尔一直是若干支反抗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派别的大本营。

眼前这只船队就是从布拉柴维尔派来的，目的是要在早上对这里的船只进行检查。

利奥波德维尔的官员们唯恐“自由”号在秘密地为布拉柴维尔的游击队输送武器。

允许这些他们一直在窃听的目标船只上的人上到他们的船上进行检查是不可想象的，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船上到处都是秘密监听的情报和磁带，那上面甚至可能含有这些检查人员的说话的声音。于是，那些最重要的情报在编成密码后被立即发送给了国家安全局和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大西洋舰队司令部。海军的电文答复说他们不反对检查，而国家安全局却像得了中风病。当时在船上的一名密码专家罗伯特。卡萨里说：“国家安全局局长答复说万万不能让检查人员登上‘自由’号！”

他们立刻制定了摆脱检查的计策。船员们拉上了窗帘，关闭了所有不必要的电灯，最大限度地减少声音并停止了所有甲板上的活动。卡萨里说：“这艘船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夜里11点，船上的绞车开始起锚。他们的计策是让刚果河的水流将船从陆地拉向河里，然后让船顺流而下。当铁锚被拉起，船开始转动起来时，它的陈旧的船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当船头对准河心后，他们启动了发动机，速度被调到了一档；这时，从船头至船尾都开始震动起来。“自由”号晃晃悠悠地向前驶去并开始加速，朝那些不堪一击的小船猛地撞去，船上的那些刚果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栽到了漆黑凶险的河水之中。卡萨里回忆说：“我们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木头发出的巨大的爆裂声以及别的声音。对此，我们只能认为‘自由’号将这些小船和驳船撞毁是因为它在寻求大西洋的庇护时遭到了这些船的阻挡。”

当终于被告知“自由”号已经驶出了刚果水域并已进入公海时，船上一片欢腾。

卡萨里说：“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并终于化险为夷。”

第七章　鲜血“非洲皇后”号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艘间谍船，四年来就像一只行动缓慢的老海龟，一直在战火纷飞的非洲东部悄无声息地游大。到了1967年的春天，“非洲皇后”号底部挂满了海里的各种浮游生物，航速不过每小时三五海里。由于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早已返回古巴，国家安全局G　组——负责非共产主义国家情报搜集工作的部门决定让“瓦尔迪兹”号驶回诺福克港停靠整修。

G　组决定充分利用“瓦尔迪兹”号沿途进行间谍活动：“瓦尔迪兹”号要经苏伊士运河返航，途经中东和东地中海地区时可以放慢速度，搜集沿途经过地区的电磁波谱情报。后来G　组前负责人富兰克。拉文曾谈到这件事：“坦率地讲，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在中东有我们的船只出现是件好事。那里的形势十分危急，一触即发。

巧的是‘瓦尔迪兹’号正要返航，谁都知道它的底部破损严重，又是一艘民用船只，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瓦尔迪兹“号用了六周才缓缓经过北非沿岸以色列、埃及、利比亚，驶过苏伊士运河等地。

这会）L　，与“瓦尔迪兹”号同在非洲服役的另一艘美国船“自由”号已横渡多风暴的大西洋，到达非洲西海岸，开始了它的第五次秘密航行。“自由”号轮船缓缓向南驶去，于5　月22日到达象牙海岸的首都阿比让，停靠四天。

地球的另一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局里，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非洲会不会发生政变，而是中东可能会爆发战争。在叙以边界地区，开始还只有零星的枪声，很快就升级为使用坦克大炮。5　月17日，埃及（当时称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驱逐了所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并在边界西奈半岛部署军队，与以色列对峙。据报道，几天后，以色列的坦克开到了西奈边界，埃及也调遣了10万武装预备役士兵。5　月23日，纳赛尔命令封锁蒂朗海峡，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禁止任何油船前往以色列的埃拉特港。以色列政府宣布这种行为是“针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随即展开全国总动员。

正当国家安全局忙于搜集有关情报时，以色列的官员已纷纷来到华盛顿。他们认定纳赛尔要针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方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所以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其实这是一派胡言。多年以后，麦纳臣。贝甘承认：当年，是以色列首先挑起埃以争端的。贝甘1982年任以色列总理时说：“当时我们……做了选择。现在看来，埃及军队集结在西奈半岛边界并不表明纳赛尔真的要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应该诚实。其实，是我们挑起战争的。”

现在看来，当时如果美国参与了针对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后果会是灾难性的。苏联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出兵保护它的阿拉伯盟友，这样美国和苏联之间将爆发直接武装冲突。核战争将不可避免。

由于当时美国卷入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急需了解埃及地面部队的情报，特别是苏联部队驻扎埃及的人数和他们的武器状况。如果美国飞机参战，必须要确定埃及地对空导弹群的准确位置。如果地面部队参战，必须准确确定敌方地面部队的位置和实力。

形势危急，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却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因为监听基地驻扎在类似塞浦路斯那样远的地方，无法搜集到空中防御雷达、火控雷达、微波通讯以及其他目标发出的窄幅瞄准线信号。

虽然空军C130和海军EC121　这样的空中信号情报作业平台还可以搜集到一些这样的情报，但是，扣除往返于“热点”地区的时间，情报人员只能在作业平台停留五个小时左右，无法持续、不间断地搜集情报。虽然可以通过增加飞机的数量来增多飞行次数，但是这种信号情报飞机数量少，不易找到。对这类飞机的维修保养也较其他作业平台困难。

最后，他们想到了轮船，这是最佳选择。轮船在搜集情报时可以靠目标更近些，这样就有机会获得最重要的情报。与飞机比较，轮船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同一地点停留数周，窃听、安装发报机、分析情报，且不易被察觉。当时，美国船“牛津”

号和“詹姆斯敦”号正在东南亚执行任务：“乔治敦‘号和”贝尔蒙特“号在南美海岸窃听；海军的”马勒“号正在监听古巴的动向。所以只剩下”瓦尔迪兹“号和”

自由“号。”瓦尔迪兹“号刚刚完成一项远航任务，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正在返回美国途中。”自由“号比”瓦尔迪兹“号船体更大，航速也快些。它刚刚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距离相当近，正停靠在阿比让港。

早在几个月以前，国家安全局G　组就预感到中东地区情势危急，并已经制定了应变计划：将“自由”号停靠在非洲几内亚湾“LOLO”（零纬度、零经度）的水域内，表面上看似乎是专注于该地区的一些目标，其实是尽可能向北停靠，如果中东地区出现紧急情况，可以火速赶到。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富兰克。拉文一一G　组负责人就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说：“这样，‘自由’号将无法自卫，如果战争爆发，它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我认为‘自由’号应待在原地不动。”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大家。“自由”号即将前往中东地区。

在决定派遣“自由”号开往中东以后，5　月23日，G　组的负责人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驻联合侦察中心的工作人员约翰。康内尔取得了联系。联合侦察中心隶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要负责协调海陆空和海底的侦察行动。当天晚上，在一片嘈杂的电报声中，一位情报专家给“自由”号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文：立刻做好出发准备。离开阿比让港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西班牙罗塔装备技术和物资。准备就绪后，前往赛伊达港。具体地点稍后告之。

此时的象牙海岸漆黑一片，岛上的灯光照亮了“自由”号停靠的长长的木制桥墩的尽头。再往远看，海港里，庞大的货船悠然地随着温柔的浪潮摇动，星星点点的灯光，红红绿绿，犹如圣诞树的点点光芒。

大约凌晨3　点45分，哈哈地敲门声惊醒了吉姆。奥康纳中尉，有急报传来。当晚，是他值班。借着红色紧急信号灯他眯缝着眼读这份电文。这会儿，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边咕呼着，一边迅速穿上裤子。奥康纳后来是这样对同舱的人说的：“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电文。谁听说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会直接指挥一艘船呢？”几分钟后，军号响彻了整个船舱，“自由”号立刻恢复了生机。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充满现代气息的阿比让就消逝在地平线上了。这是“自由”号最后一次驶离非洲海岸。在朝阳的映衬下，船尾返射天线直直地矗立着，仿佛在祈祷。

八天过去了，“自由”号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全速航行了3000英里。现在船上最缺的是翻译。此前“自由”号主要在非洲西部活动，船上只配有法语和葡萄牙语翻译。为此，五位阿拉伯语言家、两位海军和三位安全局普通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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