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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天宝元年（742），国家户数在852万，人口约4891万，长安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性大都会。

玄宗登基后，选贤任能，积极寻求抚民安邦、稳定发展之道，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经济改革，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和家族关系内部，也同时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一过程，充分展示出玄宗身上铁血无情和温情慈爱的交织，显露出他果敢杀戮、大胆决断的不凡手段。

废王皇后，不立武氏大唐帝国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玄宗的宫掖之中涌出一股不和谐的暗流——武惠妃的逐渐得宠，对王皇后的中宫地位产生了威胁，往日宫中的相安无事再难维持下去了。

王皇后是玄宗任临淄王时的原配夫人，玄宗诛韦后、灭太平，她都“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其父王仁皎与同胞兄长王守一都是这几次政治冒险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王皇后婉淑贤顺，宫中上下衷心拥戴。但玄宗自从喜欢上武惠妃，对她是百般爱宠，武惠妃恃宠，就想取代王皇后。王皇后见武惠妃野心勃勃，很看不顺眼，就对玄宗发牢骚。言多不免有失，就越来越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好在王皇后日常对手下有恩，宫中没有人愿意打她的小报告，玄宗也无计可施，任凭武惠妃软语硬磨，他也没有强行废立。

不久，为了改变现状，王皇后之兄王守一竟然劝皇后行厌胜之术，寄希望从旁门左道谋求生路。这一法术自汉魏以来较为流行，但宫中均明令禁止，唐律中更将“造畜蛊毒、厌魅”定为十恶罪之“不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不久就被武惠妃觉察并告发，玄宗闻知，大为震怒。如果说在与姜皎密议之时他对废后尚有些犹豫的话，事到如今，玄宗是铁了心了。玄宗亲自审问，王皇后百口难辩。开元十二年（724）七月，王皇后被废为庶人，王守一被赐死。十月，废后郁郁而终。开元十四年（726），太子瑛的生母赵丽妃又突然死去。宫闱之中，不断泛起的阵阵涟漪，显然都与中宫之位有关。

此时，武惠妃在宫中已是炙手可热。姣丽可人的容貌与流光溢彩的风情成了她固媚邀宠的法宝，对于此时的武惠妃来说，入主中宫，位俪宸极，已是志在必得。然而，玄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的意愿。惠妃为玄宗特设的三妃之一，宫中已是宠贵至极，不过与皇后之尊还有相当的距离。内官虽贵，较之皇后也是地远天隔，不可同日而语。武惠妃于宫中虽位处尊贵，仍苦心孤诣地要入主中宫，奥妙就在于此。

姚崇像但由于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子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玄宗不愿冒险激起朝中对武周政治的痛苦回忆，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也根本没有必要在立武一事上与朝中臣僚闹翻脸，因为他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于当年高宗立后之时。因此，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武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这只是给予她的一种政治待遇与生活礼遇。武惠妃一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死前，都没有获得皇后的名分，“贞顺皇后”的美谥，是在她死后追赠的。

自从玄宗废王皇后以后，皇后之位形同虚设。此后只有肃宗立张氏、昭宗立何氏为皇后，前者是在安史之乱中，后者是在唐末混乱之世，可作别论。其他像玄宗宠爱的杨玉环，仍只是加以贵妃之号，没有给她皇后的名分。后来像德宗皇后王氏是在她死的当天册立的，宪宗懿安皇后郭氏等也都是死后加册。皇后要到死后加谥，正是从玄宗时确立的。所以，玄宗对于控制内宫势力是有很大功劳的，一些史书上以溺于内宠、嬖幸杨贵妃为由而对他大加诋毁，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罢张九龄，用李林甫玄宗在位45年间，宰相有34人。开元贤相以姚崇、宋璟为代表，张说、宇文融、张嘉贞、苏颋、裴光庭、韩休、萧嵩、裴耀卿和张九龄等风格各异，均为一时名相。开元十四年（726）中书令张说因遭宇文融等人弹劾而罢相，张九龄张九龄像

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被委任为宰相。张九龄以文学立身，玄宗把他作为张说的后继者，对其才识、文辞非常欣赏，称誉他为“文场之元帅”。张九龄用心政事，忠直无私，具备相当的政治才能。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张九龄断狱，明察秋毫，处置公允，连囚犯都心服口服，时人谓之“张公口案”。

在张九龄出任中书令时，李林甫则以礼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列于宰相之位。李林甫是宗室旁支，其曾祖父是高祖李渊的堂弟，这种出身使他在入仕以后得以方便地交结后宫，与武惠妃拉上关系。由于开元天宝之际国家政治、经济及边疆军事事务繁多，张九龄等文学之士已难以应付裕如，在处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张九龄对玄宗的用人、理政思路越来越难以配合，慢慢地，玄宗丧失了对他的信任。相形之下，李林甫却能准确把握玄宗的思路，又能较完整地加以贯彻，从而逐渐加重了在玄宗心中的份量，让玄宗越加感到此人可用。

开元二十四年（736）底的王元琰贪赃案成为玄宗调整朝廷宰相人选的导火线。“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在张九龄被罢知政事之后，顺利地担任了中书令，玄宗在国家的内政、外交、边疆政策与经营策略等方面都逐渐倚赖他来处理。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亲信高力士讲：“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想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何如？”

三庶之祸，太子废立开元三年（715）正月，既非嫡出、又非长子的玄宗次子李嗣谦（开元二十三年七月改名为李瑛），因母亲赵丽妃“有才貌，善歌舞”得宠被册立为皇太子。后来，由于赵丽妃失宠、武惠妃得宠，李瑛的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玄宗的第十八子，即武惠妃所生的寿王瑁越来越得到器重。武惠妃得宠以后，也开始为寿王瑁的政治地位经营，她在宫中气势凌人，使太子瑛备感郁闷。与太子瑛际遇相同的还有鄂王瑶、光王琚，他们的母亲都是往日对玄宗温柔体贴而备受恩宠的后宫佳丽，现今也均因武惠妃的光彩照人而难得宠幸。相同的际遇产生了更多的亲近感，相互间的话语言谈也自然多了起来。鄂王瑶与光王琚在十王宅的诸王之中关系最为亲密，二人与太子瑛常居于宫内，言语之间，不免对武惠妃充满怨恨，自然也会涉及到玄宗皇帝。结果，他们的怨望之语被别有用心者添油加醋报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便向玄宗告状，说太子暗中结党，拉拢亲信，加害她们母子，还指斥至尊。一番挑拨，声情并茂，玄宗听罢，龙颜大怒，立即召集宰相，打算把几个儿子废掉。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以“太子天下本”为由坚决反对，此事一时被搁置。张九龄被罢免之后，武惠妃与其党羽抓住有利时机，开始了紧张的谋划。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周子谅事件刚刚过后，武惠妃就策划导演了一场夺宫之变。这一场骗局，既骗了太子，又蒙了皇帝。

武惠妃为了坐实太子瑛谋反，派人欺骗太子说：“宫中有贼，请介以入。”也就是要他武装入宫。同时得到消息的还有鄂王瑶与光王琚。太子瑛等只能答应下来。武惠妃得知太子应承之后，就直接找到玄宗报告说：“太子与二王谋反，已全副武装准备入宫了。”玄宗闻知，十分警觉，立即派宦官亲往侦察，回来的人报告说，惠妃所言属实。这样一来，玄宗就无法坐视不管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武惠妃召太子与二王入宫一事表示怀疑。他认为，太子瑛等人与武惠妃之间矛盾激化，相互之间猜忌已久，太子瑛听从她的召唤答应立即全副武装入宫的事不太合乎常理。）但玄宗仍然是找来宰相商议，谋划解决方案。宰相李林甫仍然老调重弹：“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应该参与。”李林甫此番讲话，不再是退朝后找人转达给皇上，而是以首席宰相身份直接向皇帝奏禀。把太子废立说成是皇帝的“家事”，是耍滑头的一种惯用手法，这实际上是坚决拥护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给皇帝决断以无条件的支持。在宰相的这一态度下，玄宗终于下定决心，将太子瑛与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

废太子瑛等三人为庶人的制书是在宫中由宦官奉命宣布的，玄宗似乎要表示此事确乎是他的家事，所以不必到朝廷上去宣布。不久，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又被赐死于京师之城东驿。一日之中三位皇子被送上茫茫黄泉路，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这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庶之祸”。

开元二十五年的大半年中，玄宗并没有对太子人选轻率地做出决定。十二月武惠妃死后，他仍然没有轻易地下定决心，内心仍在诸皇子间反复权衡着。

继承人不能最终确定，使玄宗大伤脑筋，寝食不安，茶饭无味。这一切被他的心腹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高力士久历政治风云，极富政治经验，且深谙玄宗心思。借伴驾之机，他瞅准机会对皇上近来寝食不安表示了自己的关心。玄宗无意在自己的亲信内侍面前掩饰内心的焦虑，况且也需要从身边的人身上得到一些信息，听他来问，也就敞开心扉。玄宗反问道：“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知我的心意！”高力士也不回避，直入正题：“得非以郎君未定邪？”玄宗点头承认。高力士又道：“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一副十分关心的神情，且称玄宗为“大家”，称皇太子为“郎君”，乃是宫中家奴对皇帝和皇太子的称呼。这番话不显山不露水，却很清楚地表达了高力士对事态的冷静分析和态度。“推长而立”，正是玄宗多日来想得最多的一个环节，现在从高力士口中讲出，自然大大地符合他的心思，于是下定决心，于开元二十六年（738）选定了皇三子忠王玙。这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

赐号太真，皇帝新宠自从确定了新的继承人后，玄宗就不再为皇位的正常延续问题寝食不安，内心的精神负担一下子卸去，心情也大有好转。不久以后，倾国倾城的杨玉环被他发现，演绎出一幕令后世艳称的爱情悲喜剧。玄宗不顾一切，使原为寿王妃的杨玉环先入道观，号“太真”，继而又纳为贵妃，成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妃子，玄宗另外给儿子寿王纳娶了韦氏之女为妃。杨玉环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从选在君王之侧，“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不久，杨贵妃在宫内的礼遇就明刻《古杂剧》之《秋夜梧桐雨》插图。击鼓者玄宗，舞者杨贵妃

与当年的武惠妃相等，虽然仍然是皇贵妃的名号，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不过，玄宗仍不曾给她荣册皇后的名号。由此说来，玄宗在杨贵妃新承恩泽之时，既可以“春寒赐浴华清池”，又可以“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但对于女色的宠幸仍然不曾到紊乱政治秩序的程度，他只是在生活上、情感上纵情地放荡，却不曾拿政治开玩笑。白居易《长恨歌》里所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是实情，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却是未必。

玄宗在确立李亨为皇位继承人之后，又找到一位可人的姿色冠代的妃子相伴，内心的放松与舒适是不言而喻的。开元时期（713～741）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与调整，似乎也使玄宗感到莫大的满足。国势的富强，海内升平的景象，令他开始陶醉于煌煌帝业的巨大成就感之中。强壮的身体、旺盛的精力，则使玄宗对自己的生命同样充满了自信，因此，他一旦步出了一日废弃三子的阴暗低谷，就再一次显现出盛唐天子的自得与自信。

华清池旧影（1904年）

也许正是此刻的成就感与自信心，使玄宗有些不知收敛。他纵情享乐，随意赏赐，视金钱如粪土，大量的民脂民膏、国库收入被浪费。为了适应他每年冬天前往临潼骊山温泉宫的需要，天宝三载（744）十二月，特地从新丰、万年两县分出一个会昌县（位于今陕西临潼），以利于安置百司衙署及王公大臣的府邸。天宝六载（747），温泉宫经过扩建被命名为华清宫。他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常常在那里驻扎一个冬季才还宫。每逢偕杨贵妃来此沐浴温汤，王公大臣都会随行，华清宫侧，修起了类似长安城中的十王宅、百孙院，会昌县内更是府邸相连。前往骊山的路上，仪仗整肃，旗帜鲜明。据说，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因有才貌，均承恩泽。像虢国夫人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娥眉朝至尊，煞是惊艳。她们每扈从到华清宫，更是各为一队，分别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花枝招展，远远望去，如同盛开的百花一样艳丽。

唐《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由于玄宗的放纵与奢靡，上层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享乐、豪侈的风尚。就拿杨贵妃的三个姐姐来说，她们的府邸富丽堂皇，比拟宫掖，车马随从之打扮光鲜，在京邑内成为一景。每构建一处厅堂，就要花费上千万贯，若见有规格制度超过自己的，就马上拆掉重建。由此而言，在开元天宝盛世之下，仅仅从社会消费的状况来考虑，就已能洞悉社会中隐含着的巨大危机，但这一点，玄宗根本没有察觉到。禄山发迹

安禄山是胡人出身，自小生活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母亲阿史德，是突厥中的巫婆，相传她向战神轧荦山祈祷，神应而得子。因为母亲后来嫁给胡将军安延偃，安家在开元（713）初归顺了唐朝，才取名为安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这是在玄宗时期一个守边大将最为迅速的发迹之路。安禄山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发迹呢？

玄宗朝在东北边疆的心腹大患是奚、契丹“两蕃”，由于大唐帝国在西北实行进攻的态势，在东北实行防守，如何有效抵御“两蕃”的肆扰是玄宗对范阳、平卢节度使寄予的无限期望。安禄山为了赢得玄宗的信赖，不惜多次设宴诱骗契丹，酒中加了麻醉用的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契丹头人昏醉之际将其杀死，首级送往京师献捷，尸体埋到坑中。他的“杰出功绩”被玄宗视为可以保障北方边疆安全的“万里长城”。再有就是贿赂朝廷官员，攀附宰相，在众人的推美赞誉中营造个人发迹的环境。另外就是利用进京城朝见皇帝的机会，极力赢得皇帝的欢心。

清人绘安禄山（后）与杨国忠（前）像安禄山进京觐见皇帝，装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很肉麻地对玄宗说：“臣生蕃戎，得到陛下的宠荣，没有什么才能可以报答圣恩，愿以死报效陛下。”玄宗听了，很是喜欢。

安禄山个子很高，貌白体肥，体重曾经达到350斤，不能自己穿衣服，乘马需要专门测试马的负重。玄宗见他这个样子，就好奇地问：“你腹中何物之有，怎么会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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