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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来临前的心理支撑，所以当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时，她那伤心的泪水已预示着这个家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杨春光在自己的计划完成之后，为掩饰阴谋被揭露的尴尬，用一场滑稽的追悼会（实则是一个庆祝会）来安慰内心的道德谴责，周时也修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嘲讽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里过了半辈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没有爱与关怀的生存现实，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抓抓小偷，听小偷叫他几声爸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当一封读者来信进入他的视野，他便从一种人生价值被肯定的契机中开始了对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马艳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种全新生活时，也向我们剖开了更深一层的人性：人的崇高行为与庸常人性永远交织在一起。作为质朴的劳动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释掉内在的顽劣。“英雄”只是作者敲开金大印内在人格的一个道具，或者说给金大印的一生涂上了一层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义的还在于有关牛红梅参加按摩培训中心的描述，通过反义词的教学与训练，把现实的存在与心灵的存在、虚伪的表象与赤裸的内心、理性秩序与本能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反讽物欲现实的审美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又带着深刻的隐喻功能。

同时，从更广泛的生存背影上，这种叙事还颠覆了我们历来所仰仗的两种思维方式：

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关于此点，请参阅周四平（小说的智慧），载于《天涯》1997年6月）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籍制了作家艺术的能动再创造，也使许多小说无法摆脱现实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东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敢于挑战这种模式，突破逻辑的制约，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艺术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现自己的灵魂，剖示自已的人性本质，同时也使叙述获得了艺术特有的灵性。尤其是小说中大量关于“文革”语录的袭用，尽管失去了社会土壤的滋生，显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样证明了历史记忆对人性的潜在规约，反讽和批判的锋芒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道德，这个令人生畏的社会学语汇，在《耳光响亮》中无疑被暂时地悬置起来。因为在东西看来，无论是牛青松打金大印，还是叫宁门牙强暴自己的姐姐；也无论是杨春光不爱牛红梅，牛翠柏出卖姐姐，都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来进行评判。尤其是最后有关牛红梅与金大印结婚的那份合同书，不仅把婚姻与责任、条件、交易统统组构在一起，也把苦难、无奈与希望缠绕在一起，远不是道德所能注解的。生存的苦难和人性的悲剧，一旦纳入道德的律令中就显得非常单纯，而实质上，生命的不朽与繁复远远在于道德之外。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对《耳光响亮》中的人物进行好坏的判析，不仅没有意义，也曲解了小说本身。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语言。这是东西作为一个颇具潜力的作家所拥有的丰厚资产，也是我们看到《耳光响亮》后觉得异常鲜美的另一个关键所在。遍布在这部小说中的，除了东西极为姻熟的诙谐与反讽之外，还有他对叙述准确性的刻意追求，对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逼近，对小说审美信息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发和探索。这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在叙述的一开始，作者就让牛翠柏以倒着行走的方式抛开记忆叙事惯用的“多少年之后，当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类的腔调，让故事跟着叙述者以行动而不是想象的方式进入历史。这里，叙述者用他“在场”的身份表明了故事将与他有关，与他的眼光、心灵、人生际遇密不可分。这种叙述实际上为小说的故事构架做了一个精心的设置，也为话语的择用确定了某种基调。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对小说内部细节的准确把握，那种艺术的灵动性和表达的生动性确实是非一般作家所能比拟，此处我们不妨略举一例。第二章中，牛翠柏拿着姐姐的照片去找杨春光时。为了试探杨春光对牛红梅的兴趣，他巧妙地运用“比美法”，让杨拿出得意的女孩照片同他手中姐姐的照片比较，由此观察杨的心里反应。杨春光是个中学教师，他的手中珍藏着不少自认为得意的女孩佳照，当他看到牛翠柏姐姐的玉照时会是什么感受？这不仅影响到牛翠柏自作聪明的行动能否实现，还涉及到对牛红梅整个形象的审美评价，甚至对牛红梅命运发展的新转折也有重要的预示作用。结果，东西把这个比较过程写得鲜活淋漓。当杨春光抽出第一张照片，牛翠柏也拿出了姐姐的第一张玉照，这时，只见杨春光的“眼睛发出嗖嗖的响声”，通感式的表述一下子激活了杨的心理感受。杨不甘示弱地从相册中找出了第二张照片，而当他看到牛红梅的第二张玉照时，“嘴里发出啧啧声”。到了第三张照片一比较，杨的“一丝口水从他的嘴角缓慢流出，灌溉他的下巴”。经验告诉我们，牛翠柏的努力已实现了一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牛红梅对杨春光的感觉了。于是东西叙述到：姐姐看到扬春光的相片时，眉头打结，捏在她手里的茶杯噹啷落地，她像遭遇木棒突然打击，右手捂着额头，身子前后晃动。而她的左手不停地在空气中抚摸着，终于摸到了一张椅子，她站稳了，模糊的眼睛渐渐明亮。她告诉我她感到头重脚轻，怀孕的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但很快我就发现姐姐不能自圆其说，她往洗衣盆里放洗衣粉时，她把满满一包洗衣粉全都洒进洗衣盆里，而且在洗衣粉洒完之后，她的手仍然捏着空袋子发呆。我说姐姐，你怎么了？她仿佛大梦初醒，停要半空中的手臂和紧闭的嘴巴，像有一根线的拉动，开始找回失去的动作。

这里，姐姐的惊慕、失态、痛楚以及女性特有的害羞等复杂心态，通过两个定格式的临摹表现得入神入画。它脱离了人为的激情，让叙述本身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状态而显得熠熠生辉，使我们惊慕地看到，姐姐的爱情虽然饱受挫折，但她从来没有失去对理想爱人的祈求。这种话语的表述有力地改变了苦难对于人性的残压，让人们从不幸的缝隙中不时地看到人类诗性理想的顽强复活。它不仅为故事的推动做出了必要的铺垫，也在不动声色中对人物的性格作了鲜活的注解。

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它的叙述不应该只是客观地呈示事物是什么，而必须让它带动事物走向“怎么样”的状态。它应该以艺术特有的飞翔气质，引领着人物和事件超越庸常的形态，变得具有审美的质感和想象的空间。东西的这种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审美的效果。所以整个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在正襟危坐地叙写着呆板的故事进程，而是不时地调用机智与幽默，对一些细节场景进行智性处理，缓释国记忆的沉重所导致的语调上可能出现的低迷，以戏剧性方式激活情节的流动，以合乎情理而不荒诞乖张的言语规避生存现实的惯常性。正是这种颇具匠心的话语选择，使《耳光响亮》在细节拼缀中保持着亮丽的特质，把一个有关成长的苦难史表现得轻松而不浮泛、灵动而不滞涩，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素养和驾驭语言的功力。

如果说小说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怀疑、吁请、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上，那么《耳光响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理想。本能、行为和结局的不可协调性的揭示中，它带着青春话语的特有秉性，又伴随着某些反抗与破坏的非理性本质，从而道出了有关生命在特定历史时域中成长的痛苦景观，给人以惊悸的审美效果。米兰·昆德拉曾说，现代的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对流行观念的无思考。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的现实做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做出判断和思考。东西对历史记忆的苦难回访，不是试图去重构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难忘过程，而是想透过这种回忆，从中咀嚼到属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心灵际遇。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讽和对诗性生活的另一种关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在小说中进行道德式的说教和政治式的历史评判，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对人的精神创伤的抚摸和追问。这不只是作家的艺术操守问题，而是艺术之所以成为精神标尺的基本要素。

在这个世界上，虚构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结构，而灵魂永远是真实的。《耳光响亮》向我道出了这样一种真实：成长、环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说的和无法言说的，它在演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同时，触摸到了饱含伤痛的、真实的自己。歌德说：“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赏和欣赏。”东西这一记来自心灵深处的、响亮的耳光，让我们“欣赏”到了什么？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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